別人的城(一)
不,我無法離開這座城市而不負任何精神創傷。
在這城垣中,我度過了多少漫長的痛苦日子,又經歷了多少漫長的孤寂夜晚;
誰能夠毫無眷戀地離開他的痛苦和孤寂?
——紀伯倫《先知》
很多不同的人問過我同一個問題:“你為什麼會學佛?”
這個問題的答案簡單來說只有幾個字:“我知道苦。”
細說起來很漫長,足夠寫成一本書,我也確實因此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能否發表對我已經不重要了。如果一個寫作者還希求著寫作之外的別一種快樂,那我只能說他太不夠資格做一個寫作者。
總還是想要幾個讀者的,就放在這裡。
先說苦,說飄零之苦。
俄羅斯那位偉大的導演塔爾科夫斯基說:“只要身在異地就必定寒氣徹骨。”
我們之中,有幾人是在故鄉?誰不曾知道那寒氣徹骨?
大學畢業那年,我自信滿滿的考研以失敗告終。選擇考研倒不是因為我對搞研究格外鐘情,而是因為一想到要一臉嚴肅地坐到一間辦公室裡以使自己終於步入社會我就不勝惶恐。除了讀書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呆在一個不是以讀書為主要生活的地方完全讓我無所適從。當這個繼續留在象牙塔做夢的幻想破滅,而我又懶於且不善於到北京的一家家用人單位去自我推銷,干脆就任由位於呼和浩特的內蒙經貿廳將我認領到那座完全在想象之外的城市了事。
從大學裡的出國選拔到畢業時的求職,我幾乎在一切篩選中落敗。盡管這是個玩命鼓勵競爭的社會,競爭卻是我本能逃避的一個狀態,我寧可舉旗投降,也不願意摩拳擦掌地去投入任何一場競爭。就讓別人去煞費苦心地得好了,我情願不費一兵一卒地擁有那個大家都不要的。
這樣的與世無爭對我其實是一種拯救。一個忙於競爭的人必然要動用許多心機,有時候甚至不惜使用一些很惡劣的手段,這都會加重他自己心性的污染,使他與世俗的生活越來越緊地糾纏在一起,而導致他別說獲得解脫,連聽聞解脫之法都變得不可能。
大學生活徹底結束那天,我和爸爸拎著包走出校門,該走的都走了,沒有什麼淚灑長亭的相送,對於離情我也早都麻木。門口碰到我大學裡最好的朋友,日語系的曉曉和她那有婦之夫的男友。曉曉以很高的成績考到了本系的研究生,繼續留在這個校園裡,她的男友是北大歷史系的大齡博士,夫人遠在天邊,他們可以在象牙塔裡明目張膽地發展愛情。
我淡淡地笑,沖他們說了“再見”。
曉曉後來在信中說,她的男朋友說,楊變得更美了。
1992年七月,我成為呼和浩特一家外貿公司的俄文翻譯。離開我東北的那個小家遠行那天,這個家的不肖子大弟酒醉與人沖突被打斷了胳膊送回家,父親給他跪下來叫他“爹”,大弟哭著喊著要去死,我淚人一樣地上了火車,唯一的安慰是貼身的包裡那封來自初戀的信,他說:“大學期間,能夠認識你,從相識到相知,這是我一生中的幸運,你是一個多麼超凡脫俗的女孩子,在你身上,我看到了那麼多的真誠和才華,你熱愛寫作,這需要更多生活的歷練,我相信你一定會大有作為的。”在從他那裡得到那麼多的冷遇之後,我收到這封告別的信,如同挨了打罵後又得了顆糖果的孩子,拼命用嘴角的那點甜來滋潤內心裡滿滿的酸。
到達呼市時天正下著雨,混亂不堪的車站,骯髒擁擠的人流,我夾在其中,疲憊憂郁得象一片落葉,一團迷霧。
在那座別人的城市裡,我是外貿大樓中醒目的一位看著天花板走進走出的高傲的女子。我的高傲完全來自我關於未來的想象。對於這個大樓來說,最低最賤的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而我則一無是處,但對於整個世界,作為未來的一名偉大作家,我難道不是比整個大樓的人加起來都更有用嗎?
公司裡有兩男兩女四個單身,單身宿捨在舊城和郊區的交界處。呼和浩特有舊城和新城之分,新城那是“解放區的天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舊城則集中了一切的破敗、髒亂、染污,連太陽都感覺被煙熏得霧蒙蒙的。至於舊城和郊區的交界地那更是根本沒人管的髒、亂、差,估計只有上帝才會到這裡來,因為《聖經》中說上帝在最貧最賤的人們中間行走。
我們的單身宿捨是一所四合院的兩間正房。廁所很遠,用水要靠院子裡的一口井,這口井天一冷就會凍住。冬天取暖要自己砸煤、升火、燒爐子。這樣的生活對於我這個受盡父母嬌寵,差不多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二小姐來說真是難以想象。
天還不冷,我還不知道冬日的艱難,我帶著一點好奇,每天認認真真地上班,聽同事們叫我“小楊”。我的工作就是打水掃地看報紙聊天接電話。
部門經理在我到公司的第一個星期就把手放到了我的肩膀上,被我立刻甩掉了。他是個復員軍人,聽說在復員回家的火車上就與一位車上認識的火辣女子眉來眼去,實在打熬不過,兩人躲進衛生間真刀實槍地你來我往起來,結果被列車員捉奸要雙。
同科室的大姐告訴我,在這個公司裡混得好的女人都是很有“獻身精神”的:“小楊,你那麼漂亮,你要當心了。”其實我挺想獻身的,我又不是一塊沒有七情六欲的木頭,問題是,我寧可昂首挺胸地做這個公司最低級的小職員,也不可能去迎合任何我一想都惡心的人來獲得寵愛和升遷。
工作後第一個月就出國,到蒙古和莫斯科。
烏蘭巴托唯一好的是空氣,呼吸起來暢快極了。窮得中央廣場都因為供不起電而黑成一團。
隨身帶了本唐詩,一打開看到“從來幽並客,皆共塵沙老”便長歎一口氣,塵沙如何會老,老的只有(幽並)憂病之客啊。
莫斯科真好,在莫斯科感覺象在我家鄉。阿爾巴特街上畫像的小伙子對我大談他對李小龍的崇拜,要了我的地址一定要寫信給我。在公共車上一位婦女走過來對我說了一句:“你美得就象一個奇跡。” 不過部門經理很不滿意,因為這個初來乍到的小楊太傲慢,太我行我素,在國外這麼個不識抬舉的小翻譯居然高興了就給他翻,不高興了就對他的話充耳不聞,今後他決不會再帶她出去了。
出國回來是在更深夜半,秋天的涼意已經在夜晚清晰地浮現,幾個同行的人各個興高采烈,迫不及待回到自己有親人守候的溫暖家中。我則回到那冷冰冰黑漆漆的四合院去。想不到男單身小李正站在院子裡數星星,見我回來,幫我打開門,把箱子拎進房間去。我摸著黑往自己的床上挪動,驚動了那邊躺著的女單身,她冷冷地說了句:“你小點聲好不好,我睡覺呢。”
黑暗中和衣在床坐了好久,看窗外的路燈,靜靜地懸在那兒仿佛方形的月亮,冷冷地發著光。
接下來的日子真的艱難,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那地方整個停了電,我每天走出呼市最高貴最現代化的辦公樓,走進這個沒有光、沒有溫暖,甚至沒有水的地方。
天冷到不生火不行的時候,同住的女單身更多時候住到自己的老同學那裡去了。我每天要劈柴、砸煤、掏灰、倒灰,最糟糕的是爐子還總是冒煙,我老覺得自己在烏煙瘴氣中簡直沒法洗干淨。我怕冷,可是更怕髒,有一兩次干脆一回宿捨就縮進被子裡。小李問我為什麼不生爐子,我說我寧願被凍死也不願意被煙熏死。
如今給我那樣一間小屋,一口井、一堆木柴,我會很安然地過下去了吧。我一定會把小屋收拾得整整齊齊,燒得暖暖和和,沒有電也沒關系,我會在日光下讀書,在月光下靜坐,聆聽宇宙的寂靜和我心底的寂靜。廁所很遠,不能抽水又怎樣呢?垢淨只是我們的錯覺,莊稼沒有大糞就不能長得好,多甘美的食物到腹中也終將化為糞便排出,垢與淨總在不斷地循環轉化中,我們又何必單單執取那個“淨”字?
但那時苦的感受卻是歷歷在目,像一滴油漂浮於水上,我漂浮在這個知道自己永遠也難以融入的城市裡。天一日日冷下去,接近元旦時終於病倒,咳嗽得似乎已進入風燭殘年。病得昏昏沉沉之際思念北京如思念故鄉。趕上元旦放假,堅決要去北京。小李把車票砸到我身上,吼一聲:“病成這樣還要去,你去死吧!”。
與我比鄰而居的男單身小李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系,比我早來公司兩年。總是斜眼看人,是一個不大好接近的孤僻角色。這世界一定做了很多對不起他的事,弄得他眼中充滿了不滿和不服。他嗜酒,酒醉後就臥在他那個科室的門口,聽任出來進去的人們從他身體上跨過去。有一次醉倒在宿捨裡,爬著去夠一口水喝。夜裡睡覺時枕頭底下總壓著一把菜刀,聽說是八九年的事件裡受了些刺激。
我到公司沒幾天,不記得和他說過什麼,只知道他斜著眼睛瞧了我半天。
有一天正坐在我的科室和同事閒扯,從來沒進過我辦公室的他跌跌撞撞地晃進來,滿嘴酒氣地對我說:“走,回家!”同事們都驚訝地看著我,最驚訝的是我。
之後他的電話一個又一個打過來,依然是口口聲聲要我跟他回家。
他沒開口說過愛我,但我感覺到了。
他愛一個人的方式很奇怪,是當這個人在隔音很差的那一間屋子時,用標准的美式發音高聲朗讀毛選,或者大聲唱《其實你不懂我的心》給她聽。
他不說,我裝傻就是了,反正對他愛我與否我根本無所謂,對英文毛選和歌曲我也能忍受。
如果我請小李幫忙我升好火,倒掉灰,照料我的生活,他一定會忙不迭地來做,但指使一個愛我而我絲毫沒興趣的人我覺得是種墮落。
不甘墮落的我就打點行裝,戴一頂莫斯科買來的紫色帽子,坐上火車直奔我的首都。捨不得花錢,也沒有錢,買的是一張硬座票。
車上有人一直在玩一個老在哈哈笑的不倒翁,我在一種快暈倒的病態裡,迷迷糊糊地坐在那兒胡思亂想,不明白人類為什麼會發明了那麼個蠢東西出來,是不是因為痛苦太多?而為了表明自己的超凡脫俗,我是不是可以讓自己快樂一點?周圍坐著的人一個個都面目可憎,沒精打采,縱我在顛沛流離中,也永遠對精神的卑賤者嗤之以鼻。我最大的困境也許並不是流離,而是我在精神上的優越感吧。
下了車就渴望找個地方倒下來,一點體力也沒有了。卻突然想起,大學裡那張床早就不屬於我。給一個自我離開北京就總打長途給我,說我走了心裡真寂寞的女朋友打電話,期盼著能被她先收留一個晚上。她冷冷地在電話那邊說:“沒地兒住你先找家旅館住好了,沒錢我給你出。”
我無言,找到北外,在曉曉的研究生宿捨裡借宿了兩個晚上。
第一個晚上,一個留校讀研的老同學過來看我,我笑著、咳著,問訊所有同學的消息。我的表情和聲音裡都努力摻進平靜和心滿意足。她看不到我的心,“痛”這個無賴東西,象我的一個有客人在時也表現不出一點教養的小孩子,又哭又鬧,拼命過來糾纏,一而再地提醒:“我在這兒哪,我在這兒哪,我和你如影隨形,寸步不離,你可不許把我忘記了。”
元旦大學的老同學聚會,人緣一向不錯的我受到熱烈的擁抱和問候,我以同樣的熱情回敬時,看到了那個當年曾經表示要背著我走的朋友的眼睛,那眼睛好象在請求:“別演戲,我知道不是這樣的,我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事,對我說出來。”我的心緒陡然低垂下去,沒有用,她不信任我臉上的快樂,她覺到了我苦難的心,而我,因為她說過願意扶著我,背著我走,我就絕不到她的門前去乞求任何援手。
去了清華大學,受人之托去給一位中學的老同學送點東西,暮色中從我朝思暮想的那個人的宿捨樓下走過,一絲要上去看一下他的念頭也不曾動。他與我同年畢業,因為成績優異而被保送直讀清華的博士,在這裡繼續他不無迷惑的學子生涯。雖然在給我的信中他曾說:“有時會想你,有空來坐坐”,但我是如此驕傲如此虛榮,不能允許自己在心情如此狼狽的情況下走到他的面前。
疲弱不堪地回到我的借住地,曉曉也病了,簡直比我還重,鼻涕一把淚一把地流,有婦之夫坐在她身邊,不勝愛憐,不斷地遞上擦拭鼻涕的手紙。我知道自己不可以再留,本來我買的是第二天的回程票,我還是決定退了票,買當天的票回去。
她亦不多留,只說倘換不成票,不准在外游蕩,一定還回到她這裡來。我應著,理好包,對著鏡子梳我的長頭發,她靠在床頭看著我,輕輕叫一聲“楊”,我回頭微笑著問她什麼事,她微笑著搖頭,我又回頭梳我的頭發,梳了兩下就再也止不住,回身撲在她身上放聲痛哭,她亦躲在被子裡泣不成聲。她哭的是戀愛的苦,這對於我太奢侈了,我沒有什麼愛情可供哭泣,我哭飄零,我帶著一顆無比高傲的心,卻只能飄零。
是她告訴我她的一個朋友無論走到哪裡都帶著一串風鈴,只要有風吹過,鈴聲總會響,可以讓自己感覺不孤獨。而什麼才是我的風鈴?什麼才能令我再不孤獨?
走出她宿捨時,宿捨裡的錄音機正在放羅大佑的新歌《滾滾紅塵》:“來易來,去難去,數十載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難聚,愛與恨的千古愁……”
走到車站,退了票,狠狠心從票販子手裡買了張高價的臥鋪票,因為身體實在撐不住了。
歪倒在骯髒混亂的候車室裡,希望可以有一片空地,可以撲在上面盡情盡興地哭,可以哭出一片大江大河。
阿赫瑪托娃的兒子因為受父母的牽連屢次入獄,阿赫瑪托娃曾經在關押她兒子的監獄門口對她的朋友說,我生這個孩子下來,好像就是為了讓他受苦。波德萊爾也在詩裡說:“我的母親恨我/ 所以生我為一個詩人。”我在那天,在心裡一次次地問我的母親:“媽媽,你生我下來是為了什麼?為什麼沒有任何人征得我的同意,就將我投入這一個苦難的歷程?”
下了火車,蓬頭垢面,狀如女鬼的我坐在混亂不堪的小火車站旁邊一個又髒又破的小吃攤前,等待被一碗熱混沌溫暖充實起來。大片大片的雪花在我周圍靜寂無聲地飛舞飄落。桌上放著一份當天的《參考消息》,我永遠地記住了其中的一句話:
“雪花是造化生生不息的象征,盡管它散落飄灑,然後融化掉,但卻會以千變萬化的形狀重生。”
我已死去過了,現在是我的重生。
回到公司,對每個迎面走過的人笑著說:“新年好。”同住的女單身滿臉同情地告訴我,我走的這兩天,公司發給我過新年的牛肉、羊肉、米、面都被偷走了。我笑著說:“丟了很好,不用費心思去做了。”
那幾天整個公司仍沉浸在新年的狂歡中,每個科室都支起了牌桌奮戰,我也興致勃勃地參與。戰斗正酣時,通訊員送來曉曉的信,拆都不拆,拉開抽屜就扔進去。不是不看,是不敢,我怕打開了我會控制不了我的淚,而我不願意讓自己在這些只能一塊兒打打牌的人面前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