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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忠诰先生：我與南懷瑾先生的師生情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杜忠诰先生：我與南懷瑾先生的師生情   南懷瑾老師與杜忠诰先生的合影 杜忠诰,1948年出生於台灣省彰化縣埤頭鄉一個清寒之農家,台灣著名書法家。 正文： 2012年9月29日，著名文化學者南懷瑾先生在他居住和傳道的江蘇蘇州太湖大學堂與世長辭，享年95歲。9月30日中秋夜，太湖大學堂沉浸在一片肅穆和哀傷之中。從各地趕來參加南懷瑾祭奠告別儀式的人們，向先生做最後的行禮。 斯人已逝，撇開學術紛爭，在其弟子眼中，南懷瑾有著哪些不為人知的經歷和獨特的魅力？幾經輾轉，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聯系到遠在台灣的書法家杜忠诰先生。他生於1948年，台灣省彰化縣人，是日本築波大學藝術學的碩士、台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的博士。 南懷瑾身邊有名望的弟子很多，但都頗為低調，杜忠诰也是如此。雖然和南老學習三十余載，在朋友眼中，他更是南老常常誇贊的好學生，但杜忠诰卻一再向記者表示“絕不敢當”。“南老師不止一次對外稱，他沒有一個學生。只因他老人家標准太高，無人合乎他的心意，所以我不敢說是他的弟子，只是有緣和老師學習而已。”為了紀念老師，他掀開塵封多年的記憶，回憶了和南老交往的點滴： 師生緣始於買書 我和南老師相識30多年了。1977年2月，我們第一次見面。但事實上，我知道南懷瑾其人，是在1969年年底。那時，我還在當兵，是人生中最懵懂、困惑的時期：對自己的家庭出身心懷埋怨，對未來惶惑不安。我生在台灣省彰化縣埤頭鄉一個清寒農家，父親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賭徒。從很小的時候，我就眼睜睜看著家人辛苦耕種的田產，豐收後被送去還賭債，那種心痛無法言語，所以我難免會對父親、對家庭有怨。 在軍營中的一天，我在《青年戰士報》上讀到正在連載的南先生演講記錄稿《論語別裁》，雖然自認閱讀過不少名家名篇，但南先生的文章糾正了很多我原本自以為是的知識見解，讓看似教條式的《論語》突然變成對我有所啟示的生命智慧，此種閱讀體驗從來沒有過。 軍中事務繁忙，每天等待那1000字左右的短文，成了我生活中最解渴的事。慢慢地我發現，自己對家庭的態度似乎改變了，我學會感恩苦難，慶幸自己出生在這樣的家庭，才能很早地認識到如何靠勤奮改變命運。 1976年，我被保送到台灣師范大學國文系二年級就讀。一天，突然看到報紙上說《論語別裁》要集結成書了，於是興奮地去找出版方預約了一套書。不久，得到通知，因預約的人多，印刷成本降低，出版方主動降價。這讓我很好奇，一般商人碰到暢銷都會提價，他們怎麼反而降價？我心想這是個儒商啊，很貼心。後來才知道，出版方人文世界雜志社（後改名“老古出版社”）是南先生自己創辦的。拿到書後，我如饑似渴地讀，愛不釋手。 一天在班上，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沖動，突然向導師請求，能否在班會結束時，給我10分鐘時間，我要給大家推介一本書。我把上下兩冊的《論語別裁》拿給同學分頭傳閱，沒想到班上37人，最後登記要我代買38套書。時任人文世界雜志社經理的古國治出面接待我，並慷慨地給我們打了折扣。 回到學校，不僅是我的班級，甚至整個系及夜校，還有每位教授的辦公室，我都陸續前往推銷。短短半個月時間，銷出340多套。南先生聽說後，非常驚訝，問此人是誰？結清尾款時，南先生托國治兄帶來兩件禮物，一件是南先生的新作，另一件是淺藍色極華貴的西裝料子。前者我欣然接受，後者則固辭不受。國治兄見狀並未勉強，邀我擇日去玩，說南先生想見見我。 1977年2月6日，我到了台北信義路的雜志社辦公處。南先生把該社同仁，多半是他的學生，逐一介紹給我認識。我看大伙兒都稱他“南老師”，也改口稱“南老師”了。我們天南地北談了不少，我問南老師：“很久以來就想研讀佛書，可有一本較為精要的佛經推薦給我？”南老師一面說“有”，一面揮手示意國治兄到書房拿出一本《楞嚴經》來，並在封面上寫下“自從一讀《楞嚴》後，不看人間糟粕書”兩行字。臨別前，南老師還送給我不少書，包括他老人家已出版的整套著作及《法苑珠林》、《淵鑒類函》兩套私人藏書。我是個愛書人，但以我當時的條件，又實在買不起這麼多好書，因而不客氣地照單全收，滿載而歸。 我的間接媒人 1979年春節，我承蒙南老師恩准，以全無禅修經驗的“菜鳥”身份，參加了南老師在台北市辛亥路國際青年活動中心所主持的“禅七”（以7天為期，不安排其它雜務，專門精進修行）。禅堂與外界隔絕，依照規定不能談話，也不准作筆記。7天下來，每天盤腿靜坐。由於基礎太過薄弱，我整天都在跟自己酸麻的雙腿戰斗，哪裡還談得上什麼悟道。盡管妄念紛飛，卻也為自己提供了一個自照反省的機會。 在此之前，我跟已經交往多年，也曾談婚論嫁的女友分了手。理由是性格不合，經常吵架。事實上，這位女友的表現已經有90分了，可我卻只看到她不足的那10分。分手後，我一心尋找比前女友在那10分上強的女孩，後來也找到了。可交往後我才發現，這位新女友雖然在這10分上強，其他方面卻大不如前女友。我不禁自問，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我突然想到了前女友的好，她看上我這個“有恆心而無恆產”，赤手空拳的書呆子，不顧家人的勸誡，義無反顧地跟著我；而新女友，卻搖擺不定。參加了南老師主持的禅七後，我照見了自己性情中龌龊丑陋的一面，悲痛萬分，深為過往種種無知的行為而愧悔。 禅修回來後，我寫了兩封信，一封寄給當時的女友，表明“不合則去”的心情；另一封長信則寄給前女友，向她述說這次禅修的心得，同時向她表白我的忏悔之意。後來，前女友被感動了，嫁給了我，就是我現在的妻子張翠鳳女士。我們婚後育有二男二女。7年後，我只身遠赴日本，留學3年，她是我最佳的後勤人員；回國後第三年，我考入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班，一讀又是9年，她始終無怨無悔地為我們這個家犧牲與付出。 飲水思源，南老師無形中扮演了我的間接媒人。這首度的禅修，竟成了我後半生命運的重大轉折。 和蔣經國“借車”密談 在這之後，只要有時間，我就往南老師那裡跑。他像是有一種無形的力量，牽引著我，解答我從別處無法得知的生命真相。我不僅愛聽他談佛論道，更願意聽他講述自己的往事。 1918年，南懷瑾先生出生於浙江樂清柳市長岐鄉南宅，少時學文練武，年未弱冠就名動一方。1948年，他比國民黨早一步到台灣。初期南老師一度困頓，子女尚幼，家中生活清苦。他自己形容為：“運厄陽九，竄伏海疆，矮屋風檐，塵生釜甑。”然而，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他一手執筆，一手抱幼子，寫出《禅海蠡測》等一系列著作。 幾年後，他相繼受聘於文化大學、輔仁大學，並被邀請到機關、團體講學，在台灣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南老師的代表作《論語別裁》，就是完成於那段時間。當時，《青年戰士報》的社長請南老師去為自己的職工講學，將演講內容刊載於報上。南老師詳盡闡發了《論語》原文的義旨及所涉的人文掌故，並將原文串講為一個個歷史故事，以史證經，蘊意深邃而妙趣橫生。盡管南老師自謙為“個人一得之見，不入學術預流”，然而經過《青年戰士報》、《人文世界》雜志連載和台北中央廣播電台連播後，引起極大轟動。台北《中央日報》曾登過一則新聞，澎湖馬公市有一對男女青年，男的叫張建勝，女的叫陳淑子，他們按古禮儀式舉行婚禮，新郎騎著馬迎親。當雙方互贈信物時，新郎以《論語別裁》贈予新娘，新娘則以南老師的另一部著作《孟子旁通》回贈。南老師當時在台灣的影響可見一斑。 南老師的書，不僅普受老百姓歡迎，也是政壇高官必讀書。當時去聽他課的，好多都是王公貴族。政壇是講利害的地方，地位越高，面對義利糾葛越復雜，就越有如何安身立命的疑惑。南老師通過孔孟之教、佛道學問，講解一些人生道理。可能是因為確實有效，能解惑，很多官員從中找到了人生方向，所以前來求教請益的人也越來越多。 到了蔣經國時代，因為政壇很多人士都是南老師的學生，這引起了蔣經國的注意。一次，蔣經國提出拜訪南老師。“總統”屈尊降貴到布衣家中做客，南老師自然提前准備。見面的地點在信義路，南老師提早下樓等候，不久蔣經國的車到了。蔣一下車，主動過來和南老師握手寒暄，之後就想要上樓。二層是書店、雜志社，再往上是老師的住所。但南老師並沒有請他上樓，而是說“請借座車一談”，之後，他們在蔣經國的車裡談了足足兩個小時。 後來形勢發生變化，南老師的學生王升被蔣經國解了職，南老師大概感覺到這是一個風向，不得不在1985年離開台北。也有說法稱，那時候台灣思想控制嚴格，南老師的講學引起上面疑慮，故有出走的打算。總之，他離開台灣，多少是和政治有關系的。我也能感覺到，南老師對待政治那種“被動的回應”。 南老師是過勞而死 人老了，總想葉落歸根，南老師更是這樣。2004年，他移居上海，兩年後移至蘇州，並創建太湖大學堂，在蘇州傳道。我後來因為在台灣要教課，還要搞創作，參加各類社會活動，不能像原來那樣和老師頻繁交流。但太湖大學堂，我也去過不下10次。 宋代釋重顯的詩中寫道：“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樸素的太湖大學堂，並不是很大，看著如同普通的鄉村中學。因為之前是一片荒地，竟也費了6年心血，建成後芳草萋萋，精英匯集，甚至有很多從東南亞乃至歐美地區趕來的學生。南老師打趣地說：“以前這裡可是鳥不生蛋的地方，現在來了很多鳥爭著在這裡生蛋。” 在他走前一個禮拜，台灣媒體曾報道他感冒住院的消息，但我太大意了。我以為憑南老師的修為，他應該是能活到百歲以上的，這種小病對他來說不成問題。但我不知道的是，這麼多年來他太辛苦了。後來和太湖大學堂的很多友人交流，大家都覺得他是過勞死的。南老師晚年有太多的事情要處理——年過九旬，還經常要應各界請求而開班講課；為弘揚華夏傳統文化殚精竭慮，每天總有處理不完的事務；從下午6點多到夜裡11點，他要接待八方來客，有人請教，他就奉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深夜還得寫作，處理私事。他選擇的不是長壽，而是平凡。 有不少人對南老師或有質疑，源於他對一些經典的解釋是用自己的生命體驗去觀照，而一般學人卻使用訓诂考據的那一套標准衡量他，難怪會格格不入。還記得他寫《歷史的經驗》時，有人寫文章揪出許多問題譏嘲批評他。南老師一看到文章，第一件事是寫信向這個人道謝，接著要求台北老古出版社重新校對、修訂。南老師學問博通，但在某些詞句的解讀上，難免會有偏差。我曾經幫忙校訂了書中的一些失誤，南老師非常認可。一位知名學者被嚴厲批評後，能這樣虛懷處理問題，我反而看到他不凡的一面。 這些年，我受邀參加過不少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也接觸過不少名家，越發覺得中華文化的可貴，而這也是南老師一直在身體力行傳播的。他讓我知道一個人的學習過程，不光是要學“外”，更要修“內”。我們往往關注於研究某一課題，而忽略了對自己內心的反思、學習和修行，忽略了生命的學問：如何強大自己的內心，矯正自己的貪欲，用感恩的心態對待無常人生…… 南老師生前一直堅持不寫傳記，直到他離世前一個多月，才找來詩人王國平，准備用漫談的方式留下一些回憶。南老師還有很多獨到的心得都來不及寫成書，就這樣走了。這不僅是南門弟子的私痛，也是文化界無可彌補的損失。 中秋之夜為南老師送別，本來覺得是喜喪，不想那麼悲切，但還是忍不住落淚。如今回想，從20多歲機緣巧合與他相識，到後來成為他的學生，我在南老師那裡得到很大的引導與啟發。 南老師曾寫過一副對聯，上聯是：佛為心，道為骨，儒為表，大度看世界；下聯是：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腦，從容過生活。我想，不管你認識不認識南老師，或有沒有讀過他的書，都應承認他是一個值得懷思敬重的人。 （文章自《環球人物》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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