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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的情結—藏傳佛教在西方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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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的情結

黃維忠


人上升到神的位置,卻難以把握自己。——丹尼爾·貝爾  

  盛世下的焦慮
  上帝死了
  佛陀與上帝
  藏傳佛教帶來了什麼

盛世下的焦慮

  世界正變更得愈來愈小。而人們卻突然發現這世界變得愈來愈陌生。確實,節儉、誠實和遠大的志向仿佛是一個古老的夢,早以消失在塵世喧囂中了,世界只剩下貪婪、墮落、爾虞我詐。具有高度物質文明的社會充斥著腐敗、墮落、生態環境惡化,人的欲望無限膨脹,愛滋病也隨之襲來。面對這一切,有的人憤世疾俗,采取避世之法;有的人卻不斷追求,渴望獲得生活的真谛。

  物質發達的美國,無聊也發達,而且他們有自己的組織 無聊者俱樂部。俱樂部的主席宣稱,他們過著無聊的生活吃著無聊的飯菜,連家庭晚會也是無聊的。總之,“我們的熱情消失,而無聊卻像無邊無際的海洋”。

  流浪則是憤世疾俗者的又一表現方式。美國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內華達三州交界的一片大沙漠成為漂泊者們最好的庇護所。這裡總顯得那麼荒涼,即便在城鎮也很少有熱鬧和喧囂,美國社會特有的節奏緊張、競爭激烈的氣氛在這裡仿佛已不存在。這裡是漂泊者的樂園,他們放浪形骸,不少人成了酒徒、賭徒、吸毒者。

  漂泊者之中固然有意志薄弱者,可原因並非那麼簡單。57歲的格林遜很富有,在佛羅裡達州北部擁有18所酒精中毒者治療中心,而且有個溫馨的家。可在50歲那年,他卻離家出走了,來到屬於流浪者天地的這片沙漠。用他的話說:“越來越多的人賣掉他們的房屋,他們對這個社會感到厭惡!”。

  是啊,這個社會該遭到唾棄!一切都染上銅臭味。商品可以買,精神也可以買,藝術、情感多可以成為有價的商品。你看,和尚道場可以化錢訂做,思響懷舊可以在旅游公司推銷,你甚至可以高價租來“外婆”、“兒子”,也可以滿足你的親情之需!精神“似乎變成了一種可以用集裝箱或易拉罐包裝,以會計員計算的東西”,一種“用過了就扔的什麼東西”,怎能不讓人傷心,垂淚呢?

  不過,大多數所得西方人卻踏上了一條尋找精神之旅的路程。據美國《新聞周刊》的一次調查,百分之五十八的人需求精神方面的體驗,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有過一次神聖或宗教的經歷。下面的介紹同樣出自於《新聞周刊》的報導:

  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如今正在從事尋求精神生活的活動。他們出自於對現代物質主義的普遍不滿、世紀末的焦慮或是其他各種各樣的因素,或是回歸到他們童年時代的宗教,或是在舊宗教裡尋找新的含義,或是在本國文化之外尋找新的智慧,把不同的文化傳統融合成一種個人信仰。他們熱衷與使用帶“S”的詞,如靈魂、神聖、精神等。

  文化市場同樣迎合了這種趨勢。書店裡擺滿了精神生活題材的書信;音樂書店裡最暢銷的是《格裡高利贊歌》,天使像則印在了禮品商店的包裝紙上;教皇保羅二世的《穿越希望的樊籬》成為暢銷書;《聖歌》發行CD片近300萬盒;佛教打擊樂竟然融入樂搖滾樂之中。流行中,從網球明星到劇本作家都在大侃特侃他們是怎樣找到上帝的;政治家們則在呼吁要把學校禱告推向全國;有關精神主體的課程、講演更是場場爆滿;電視台請來禅師,在電視上傳授坐禅、靜默功。

  就這樣,一般尋找精神之旅的旋風在歐美大陸刮起,成為世紀末西方人的聚焦點。

  旋風的刮起,反映了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西方世界精神的衰退。


上帝死了

  哲學大師尼采面對基督教,曾發出這樣的慨歎:上帝死了!

  在采尼看來,基督教的原罪說是荒謬的,它不過是讓上帝來同情和憐憫人的方便借口罷了,或者說,上帝對人類的愛是以假定人類有罪和渺小為條件的;如果上帝真想成為愛的對象,就必須放棄審判,哪怕是所謂公正的、仁慈的審判。

  尼采認為,基督教輕視人的本能,扼殺人的意志,把人的激情壓抑在人的意識之下,這是對生命根本否定;而基督教宣揚寬怒、謙讓和自我犧牲的處世原則,是棄強就弱,是奴隸道德,是人類自怯的表現。在尼采眼裡,基督教道德只不過是畸形、虛弱、愚蠢、倦怠平庸的病態人的偽裝罷了,因此,基督教道德是頹廢的道德。尼采一針見血地指出:基督教徒要揭發這個世界的丑惡與敗壞的決心。

  上帝死了!這是一股擋不住的旋風!

  曾幾何時,基督教挾著一股清風席卷了歐美大陸,幾乎每一個西方人都成為它的忠實信徒。這也難怪,因為基督教為人們提供了這樣一幅精神遠景:規於終會來到的幸福的憧景,使人們能夠接收和忍耐現世正在經歷的苦難或煩惱。於是貧窮的人們按照耶稣所提示的道德規范自己的行為,滿足當前的命運,以期到達未來的目的,得到基督的褒賞。

  在近代,基督教的禁欲主義又化作育股動力,刺激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物質生活富足成為普遍的現實。然而基督教萬萬沒有想到,它在滿足了子民們物質富足的同時,也埋下了它“自取滅亡”的火種。

  這是一個令(基督教)耶稣沮喪的過程,在美國當代大思想家丹尼爾 貝爾的筆下,這個過程是這樣的:代表著基督教沖動的禁欲和節制的精神,先是被世俗法制社會碾去了神學的外殼,繼而又被工業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實用主義哲學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費等享樂主義觀念又徹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倫理基礎,將社會從傳統的清教徒式的“先勞後享”引向超支購買、及時行樂的糜費心理。基督教只剩下一個美麗的外殼,只有聖誕勞人來臨時,人們才重新意識到耶稣的存在。

  失去了耶稣的人們盡情享受著發達的物質文明帶來的富足。可是益富足的人們卻陷入了信仰上的虛無和迷亂之中。人們整日圍繞經濟這一魔棒旋轉,難以駕御自己的欲望和本能的沖動,於是凶殺、暴力、奸情泛濫,痛苦和煩惱充斥著生活。

  用貝爾的話說:“我們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邊緣。現代主義的衰竭,無拘束自我的令人厭倦,以及政治言論的苦燥無味,所有這一切預示著一個漫?時代行將結束。……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悲據-------去開拓無限”。

  既然上帝已經死了,那麼他們該怎麼辦?坐以待斃顯然不是什麼良策,最好的方法是探尋“上帝”以外的世界。


  佛陀與上帝

  在探尋的過程中,西方人從他們曾經不屑一顧的東方世界中發現了那麼多神奇的東西,於是中國的道教、中醫、日本的禅宗,印度的印度教等被急切地搬了過去,他們練極、靜坐、冥思,學谕迦功,《道德經》、《易經》及佛經一如《聖經》般暢銷起來。這其中,尤以佛教對博大精深與貼近現實而愈來愈受到西方人士的喜愛。

  的確,佛陀的教導和耶稣的宣言是那麼的不同。盡管他們都是謀求人類的幸福,可在許多“關鍵”問題上,他們卻給予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答案。對他們作一番全面而公允的比較,不是本書的主旨,也非我的能力所企及,在此我只想提及與本書關系密切的幾個問題:即神、原罪和人的拯救。

  關於神的問題是基督教與佛教的根本區別之一。基督教強調上帝創造人,創造了一切,而佛教根本不相信有造物者的存在。關於上帝造人傳說早已銘刻在西方人的腦海中了,上帝星期一造了什麼,星期二造什麼,最後創造了亞當,抽出亞當的肋骨創造了夏娃,這一切對西方人是再熟悉不過的了。他們不敢相信,如果不是上帝,那麼又是什麼大智的原則掌管了世界萬物!

  佛教解說使他們走進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佛陀告誡說,一切都是無始無終的。佛陀說假若這個世界上是由上帝創造的,那麼世上應該沒有憤怒或不幸的事情,更沒有什麼行邪行正的問題,否則的話,無論是清淨或不淨的行為,都是由上帝一手造成的。再者說,上帝既然創造了萬物,那麼世上一切生物都應默然俯首於上帝的神權之下,這樣,積德修善和為非作歹又有什麼兩樣呢?

  於是基督教又宣稱:什麼煩惱、不幸、什麼行惡、偽善,那都是人生出來的是非。這就涉及了另一個問題,人是不是生來就有罪?基督教強調原罪說,認為人生來就有罪,這就一棍把人打死,罪惡仿佛胎記般牢牢地刻在人的身上,驅之不散,趕之不去。可佛陀卻告訴人們,眾生皆有佛性,都能修得佛果,這就好象快要淹死的人發現一根救命稻草般給人以無限的安慰。基督教使人相信,人是有罪的,從而給人套上了枷鎖,負罪般的生活;佛教卻給人以寬慰,相信同過自己的努力,終可修得佛過。

  基督教在打了人一棍之後,這樣安慰人們,人雖是生來就有罪的,但耶稣已經流血犧牲,藉此可以寬恕整個人類的罪過,因此你必須時時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寬恕,以得救世主的拯救;佛教則教導人類應盡自己的能力自救自度。佛陀教導眾生,人完全可以經過自己的努力達到自己所向往的目標  超越世間,而成大覺,達到圓滿覺悟的境地,從而真正消除人生的無償和痛苦的生死輪回。

  這樣,你可以看出來,在拯救問題上,基督教教人依靠一種外力或一位救世主的拯救,而佛教卻教人自救,修得佛果。

  佛陀的勸慰讓基督教陀們感到“那麼親切、自然”不由得對佛陀產生了親切感。

  於是有人說,上帝只是一個牧人的上帝,他只會發號施令,把意志強加於人;

  有人說,基督教只給人們一次機會,這一世表現得好便上天堂,不好便下地獄;

  有人說,基督教無視人的求知欲望,只是告訴人們,信仰上帝,不必多問,這是上帝考驗你的時候,或者是對你的恩賜,你要全部接收    。

  一位基督教對基督教的思索更顯示了他的渴望與無奈。我們不妨一錄:

  “耶稣所達到的大智境界,從未被經典、教堂、修女或牧師給予人們滿意的解釋。傳道者告訴人們,耶稣是上帝的兒子,這是不夠的。究竟是什麼力量使耶稣能夠行走水面,且使面包和魚越來越多?既然耶稣以人身顯現,我相信其中肯定優勝超人之外,且以模糊的恩典與信心來解釋其意義。而耶稣極度人性的一面,揭示了我們都具有和他一樣的潛力。耶稣曾幾次暗示:“我向天父學習的,我都明白你們了”。他的至理名言是  天國就在你們心中。我渴望知道如何達到這種境界及這句話的含義。

  就在這時,藏傳佛教出現了,它挾著雪域的清新、藏族的執著,從雪山走下,飄洋過海,在西方世界中扎下了根。而藏傳佛教僧侶們以西方人看得見、摸得著、活生生的形象,展示基督教陀們所渴望的神秘與智慧。


藏傳佛教帶來了什麼?

  撲入西方人眼簾的首先是藏傳佛教的神秘與離奇,令他們驚奇不已的是藏傳佛教的儀式、喇嘛和活佛。

  你瞧,念咒聲的回響,悠繞的長角、鑼鼓聲,靜坐間到處掛滿多頭多肢的神像;有超目力、通靈能力的喇嘛,他們不需睡眠,甚至不需吃飯;以蓮花坐姿圓寂的高僧,幾周後身姿不變,身體沒有腐爛,卻散發著香氣……這一切令人不可置信的現實擺在了普通西方人士的面前。

  然而更重要的不盡盡是這些表象的東西,吸引西方人拜倒在佛陀腳下的,更多的是因為它博大精深的智慧和為一切眾生謀求幸福的偉大精神。

  意希喇嘛說,藏傳佛教有有些寶貴之處可以貢獻給西方。西方人對心靈的功用缺乏了解,他們不知道人類具有能夠成就一些超越世事的潛力,而“透過自己的心靈,能達到不可思議的快樂境界”。

  美國的拉·莫卡則以西方學者的眼光審視藏傳佛教可在西方的出現,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當道德和精神價值在充滿物質主義和黩武的西方文明中極度墮落時,必然會產生它的抗衡力,即出現來自西藏的聖人。他們從世界屋脊降落到西半球的河谷。藏傳佛教喇嘛們所具有的深奧的智慧、博大的同情心、沉著從容的舉止和文雅的談吐,使西方人士深深為之折服。尤其是在沉默冥思中,他們以一種直接的,具有說服力的方式向西方世界的“俗人”作出了證明。而更重要的,他們是覺悟之佛的活生生的象征,他們顯現在我們之中,正是藏傳佛教對西方世界獨一無二的、具有意義的貢獻。”

  看完了全書的敘述,你也許會覺得他的贊譽一點也不過分,可我們目前急需解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面對西方的現實,藏傳佛教怎麼辦?

  正如法國的謝和耐所說,社會總是建立在一大堆為社會全體成員所接收的傳統基礎上的,這些傳統在歷史的進程中變得根深蒂固,成為社會行為、思想方式和感情以至語言等內在的組成部分。因而一種宗教異地的傳播,絕不盡盡是個宗教問題。語言差異、社會動態、道德規范、政治哲學和宗教傳統間的諸種差異,是宗教傳播過程中必須克服的一條看不見的鴻溝。

  在基督教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藏傳佛教需要解決的問題可不少,怎樣用淺顯的話語精神深奧的的佛學教派義?語言是怎麼辦?是嚴格保持傳統,還是因地制宜得走向“現代化”?……顯然,靠藏傳佛教人士的孤軍奮戰是不行的。

  不過,藏傳佛教很幸運,它沒有受到西方人士的多方刁難,卻異乎尋常地受到了歡迎。這其中除了上面提到社會文化的變遷之外,還凝聚了西方人士的不少心血:有早期教士的宣傳,有藏傳佛教研究者們的推動,也有熱心佛教人士的提倡,他們的努力加之藏傳佛教喇嘛們的辛勤勞動,結出了豐碩果實。

  藏傳佛教在歐美各國遍地開花,碩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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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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