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應大師是我們柏林禅寺民國年間的得道高僧。他本來的字號現在已無從查考,只大略知道他是趙縣本地人,在柏林寺出家,曾到南方受戒,回來後再也沒有離開,一直到去世。其時大約在1941年,他享年六十來歲。
這幾年,我幾次提筆想把我知道的格應大師的事跡寫下來,但總是心緒茫然,無從下手。主要的原因是一想到他的事跡,他的不為人所知,我心中就湧現難以言表的感慨。就以現今我稱呼他所用的“格應”一號來說,就需費一番筆墨才能說清。
那還是1995年初,師父命我組織人編寫柏林寺志。柏林寺從建寺迄今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但過去沒有人編寫過寺志,而且在通行的佛教史籍上也少有記載。最可怪的是我們從現存的石碑獲知:這裡歷史上出現過許多高僧,但在歷代的高僧傳上都沒有記載。只有趙州禅師在《五燈會元》、宋《高僧傳》上被提到:住趙州古觀音院,又名東院。如此而已。其他諸如宋金時代的歸雲禅師,元代的月溪禅師、魯雲行興禅師等,雖然證悟淵深,望重當時,但在正統的僧傳上俱湮沒無聞。了解把握柏林寺的歷史,真如霧裡看花。
收集碑文、石刻,召集地方耆宿記錄口碑資料——我這樣開始了我的工作。這時我接觸到這裡民國年間一位僧人的一些事情。他們都稱他為“各影”(音譯)。“各影”為何?我是南方人,乍聽不懂,細問才知道,這其實是個帶有污辱性的稱呼。在河北一帶,這個發音的意思是:令人討厭、惡心。他們都說這個僧人總是很髒,說話前言不搭後語。日本人進村時,寺裡的僧人都跑光了,只有他留下來靠化飯維持生計。他化飯的情形是:往人家門口一站,口喊:“中了飯呗?”僅此一句,並不多言。他的邋遢的形象、瘋癫的言語給他帶來了等同於“傻子”的侮辱性的稱號,而他的真實法號則無人知曉了。我最初接觸的老鄉們都這樣肯定地說起“各影”(格應),眾口一詞,那應該是沒有問題了。在我的筆記本上,格應的事跡就這樣定案了。
柏林禅寺晚近以來的歷史是江河日下,最後的破敗竟然與一個“傻和尚”聯系在一起。師父,我們大家為此唏噓感歎了好久。
(柏林禅寺)
直到有一天,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農民找到我,事情才突然出現轉機。這是一位憨厚、樸實的老農民,他的白發和微微的駝背讓人想起過去滄桑歲月中生活的艱辛,他個子不高,氣色卻十分好,身子骨看起來仍然硬朗。我收集口碑資料的時候,隱約從別人口中聽到過他的名字。他們讓我找縣城東關的“海慶”,因為他信佛,過去經常來寺裡,對寺裡的情況知道的多,也初識文墨。
海慶言語不多,只是憨厚地笑。他交給我一疊寫滿了字的白紙。其中有些關於柏林寺的傳說,有一部分便是格應大師的事跡――原來他聽人說我在收集柏林寺的資料,就憑記憶寫了些送來。他說他信佛,是格應大師的歸依弟子,看到現在“佛門又開放”,他很高興。能把他知道的情況寫出來,他心裡的石頭落了地。他的話簡短、樸素,間以嘿嘿地笑。臨走他告訴我,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志書編出來後,送他一本做紀念。
以後張海慶時常來,我們很快熟悉,成了朋友。我急於了解格應大師的情況,便刨根究底地問了他一些問題。他因年高記得模糊不全,但格應大師的真實輪廓總算出來了。我也習慣用“格應”兩字稱呼大師。格應者,感格而應也。想大師在常寂光中也會首肯吧。
“我在童年之時,因外祖母一生心善拜佛,每日早晚一柱香從不間斷,我也每日早晚隨外祖母燒香拜佛。外祖母每每講因果之事:行好、行善,下世轉到西天,不受罪等等。外祖母領我去柏林寺古佛堂拜各應(張海慶這樣寫――作者注)為師(因都叫他傻各應,法號年久不稱呼,忘記了)各應頭上一溜印痕,好象火柱燒的一般。童年好奇,問外祖母,外祖母說:這就是受過戒的高僧……”
——張海慶在他寫的資料裡這樣開始了他的回憶。
那是1937年日本入侵前後的事,那時他才十來歲。日本兵占領了趙縣城,柏林寺也未能幸免。當時寺內有一處紀念趙州禅師的“古佛堂”,起初格應住在這裡,後來被趕到古佛堂外院的兩間土坯屋裡。寺裡的僧人早已雲散,寺院的財產也先後被侵占。格應就在這樣風雨飄搖、日月昏暗的時候堅守在這裡,每天上街化飯,回來後在破落的土坯屋裡用功夫。
“都說各應傻,可人家東屋牆上求人寫了這樣兩句話:‘明心見性人不懂,見性明心從心生。句句說的埋頭語,立志堅強學唐僧’。從這四句話,就能看出各應不傻,而且還明心見性了……”看來,格應沒有什麼文化,但卻已悟明心地。他粗淺通俗的順口溜蘊涵了許多佛法的妙義和警醒時人的真知卓見。有些順口溜,至今張海慶還記得:
高高山上一樹桃,大風刮來小風搖。
旁枝邊葉通刮落,剩下有限幾個桃。
剩下大桃結佛果,丟下小桃還得熬。
若問剩了多少桃,也不多,也不少,九六足滿且住了。
且住了,把門閉,吾看你往哪裡去?
眾人們,齊抄近,西北酆都往裡進。
光明大道無人走,遍地小道人抄近。
格應的順口溜有的勸善,有的隱含了更深的不易知曉的奧義,有的則是他對佛教、對柏林寺未來命運的預見。顯然,他不僅明心見性了,而且有預知未來的神通。他的“末後一著”則完全顯示出一位高僧解脫自在的境界。
“民國廿九年冬季(有時張海慶說是三十年,他記得不准確了――作者注),三天各應未上門化緣。外祖母領著我去看望他,給他帶了些吃的。進門一看:我師盤膝端坐炕上,口內念佛,手敲木魚,閉目不視……”
格應知道有人進來,停了佛號,叫小海慶跪到炕前:“來,我有幾句話等著跟你說呢。”
他用敲木魚的木杵敲著小海慶的頭說:“惡逢五八佛門閉,……自管吃屈多忍耐……”叮囑他牢牢記住,不可對別人說。又說:“一半黃銅一半金,拿在大街供人心。人人都把黃銅買,沒有一人識黃金。”格應最後說:“最終兩句話要叫這個孩子記住:淨掃菩薩身,慧從塔院起。那時佛事昌盛,你可再入佛門。明天你們都不要再來了。”
第二天,格應坐化圓寂。其時天下著雪,寺旁的村民把他草草埋葬在柏林寺東邊的一塊空地上。有一位村民還說:“格應這家伙真的怪!活著怪,死也怪,坐著死,身體還是軟的。”
“人人都把黃銅買,沒有一人識黃金”!眾生緣悭如是!如果不是張海慶,我們幾乎要把這位不知名的高僧徹底埋沒了!
可惜,許多事,尤其是格應說的順口溜,張海慶記不全了。經過我多次的追問,他才吃力地把塵封已久的記憶一點點挖出來,仿佛在一間堆滿了雜物的屋裡尋找零碎的東西。他總是謙虛地說:自己是個有罪之人,今生遇到佛法是大幸。
在我認識海慶以後不久,有一天他提著一個包到我屋裡,十分謹慎地掏出一個白瓷青花的大碗,非常陳舊,而且有一條裂紋。他告訴我,這就是格應大師生前化飯用的碗,他送給寺裡。他留下幾張寫滿了字的白紙,不多說話就走了。
張海慶寫道:這碗是大師圓寂前一天給我和外祖母的,他說:“我這個化緣的碗給了你,要好好保留,以後有用。”外祖母臨終時(1948年)又再三叮囑我,把碗保存好,千萬不要失落。因此我至今保留了五六十年,也不知有什麼用。今晚燈下我老夫妻相商,還是交到柏林寺為好。一來我老夫妻歲數大了,二來現在佛門已開,以了師父之志,以盡弟子之道。也許是師父看透將來,沒有說明吧。碗上的裂紋則是他在1988年搬家時碰破後粘上的。他還說:希望以後寺志出來,送他一冊。“若不能贈閱,我可以出錢。”
這位張海慶!透過他純善、寬厚的心,我仿佛看到了格應大師生動的形象!凡此種種,使我心生無窮的感慨。
格應大師顯然是一位類似布袋和尚、濟公的高僧。他貌似癡呆,實是和光同塵,潛移默化。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裡,他獨守這破敗的古寺,在芸芸眾生中出沒。可以想象他以神通智慧度化眾生的許多故事,也可以想象他遭受到的侮辱、折磨與誤解。他的神聖的沉默與忍耐使我們心生莫可名狀的慚愧與後怕。仿佛那時在街上戲落他的就是我們自己,仿佛今天我們仍在不斷忽略身邊沉默的聖者……
佛法是常住的,諸佛菩薩是常住的,他們也許就在我們的身邊,無奈我們心水渾濁,不肯回頭……
不被人知的格應大師走在茫茫人海中,他會寂寞吧?不,他以法為樂,與諸佛同行。唯有在生死路上流浪的我等凡夫才是寂寞無依、值得憐愍的!
——深夜掩卷,透過窗戶探望遙遠的星空,格應大師的事跡總會浮現腦際,使我心生一種神聖莊嚴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