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昭明太子、達摩祖師與金剛經
提起梁武帝,學佛的人大都聽說過,因為大家基本都讀過當年達摩祖師和他的那段著名的對話。可是大家也往往根據這段對話,認定梁武帝是個只修外在功德、不明大乘佛理的門外漢,是個不及格的學生,是一個反面教材式的人物。而且他最終被餓死的命運,似乎也或多或少地佐證了大家對他的看法和評價。
學佛的人也大都誦過金剛經,金剛經起始便是“法會因由分第一”。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金剛經的三十二分則是編輯《昭明文選》的昭明太子所作。相信更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昭明太子是梁武帝的太子。
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山中宰相”陶弘景。陶弘景是道教“茅山派”的開創者,他給誰做“山中”的宰相呢?給梁武帝。
達摩祖師、寶志公、傅大士三人共稱“梁代三大士”。梁武帝雖與達摩祖師擦肩而過,但與另兩位卻過從甚密。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的公案,以及“梁武帝問志公禅師因果文”,都非常有名。
中國漢地寺廟的全面素食,起源於梁武帝的“制斷酒肉”。
現在拜忏所用的《慈悲道場忏法》即《梁皇寶忏》,也是由梁武帝發起,由志公禅師等制做而成。
梁武帝佛道皆通,他還把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揉合在一起,創立了“三教同源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梁武帝大力支持佛教,使南朝佛教至梁代達到頂峰,也深深影響了後世佛教。
梁武帝才識廣博。他不但天資聰穎,而且一生刻苦,精通軍事、經史、書法、棋藝、音樂、繪畫等。梁武帝還大力提倡文化,使得梁朝的文化事業發展成東晉以來最為繁華的時期。《南史》如此評價:“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
梁武帝大孝。“蕭衍六歲時,母親死,蕭衍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內外親黨,鹹加敬異。”父親死時,更是悲痛得形毀骨立。他的兒子昭明太子也非常孝順,母親去世,太子悲痛欲絕,飲食俱廢。
梁武帝非常節儉。“一冠三年,一被二年”。自47歲當上皇帝,後半生總共只做了5件新衣服。為了省錢,冬不燒碳,夏不飲冰水。他還素食,“豆羹粝食”,且每日一餐。
梁武帝以“仁”治國,勤於政務,政績非常顯著。
梁武帝詩文才華極高,是中國七言詩的開拓者之一。
……
如此,我們對這位“佛心天子”梁武帝,應該有了新的較全面的認識吧。梁武帝絕非泛泛之輩,梁武帝有大勇、大仁、大慈、大孝、大才、大德、大慧。
那在學佛者最關注的佛學方面,梁武帝造詣如何呢?應該講他自己嚴持戒律,佛學素養也是非常不錯的,曾親自講過涅槃經並做注解。涅槃經義理深,內容廣,能為它做注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需要很深的佛學底蘊。他能和三大士同一時代,而且互有關聯,應非偶然。在過去的封建年代,任何教法的興盛都離不開統治者的扶持。梁代的佛教之所以能得到長足發展,實有賴於梁武帝。他就好比印度的阿育王,對推廣佛教不遺余力。至於他對佛性的領悟,客觀講理上是應該懂的,只是事上尚未實證。這也難怪,做為國君,雖然晚年他將主要精力都用於修持和推廣佛法,但畢竟沒辦法像出家人那樣專心禅修。在這一點上,他甚至還不如無職務的居士更方便專注於實證佛法。再說,那時雖有寶志公和傅大士,但頓悟法門在理論上和教授方法上都還沒有成熟,達摩祖師不是也才剛剛來到中國嘛。所以啦,這位老人家在當時未能開悟實證第一義谛,是很正常的事情。另外,做為一國之主,他為佛法的傳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就菩提心而言,這又遠勝過自悟自度的普通佛子了,當時和後世多少人因他而受益!開悟嘛,這一世不行下一世繼續努力,或在佛國淨土再下功夫,但這一世就能利益很多人卻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這需要有位有權有慧才可以辦得到。梁武帝可稱聖主。再說他與達摩祖師話不投機之後,經寶志公的點撥,也曾要派使者追達摩回來,這就證明人家不是孤傲之輩,是懂得悔改的虔誠佛教徒。
至於梁武帝晚年在治國方面的失誤,我想主要在他沒有合理分配時間和精力。身為君主,學佛是個人的事情,但治理國家是萬民的事情。他首先應該把萬民的事情處理好,再來忙個人解脫的事情。可人一旦對某事過於專注,難免就會考慮不周,顧此失彼。如果他能明白這一點,先禅位給有德子孫,然後再專修佛法,那就比較完美了。不過,退休是現代名詞,在1500多年前可是很難想象的。所以,就治國而言,他晚年確實有誤,這是不必替他開脫的。但是,國事的變化往往是緩慢的、不易察覺的,難以未雨綢缪。易人處之,也未必就能高明到哪裡。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是盡善盡美的。
梁武帝還讓我聯想起了其他幾位帝王,包括唐太宗、唐玄宗、雍正帝。唐太宗道佛並宗,治理國家方面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局面,佛教方面支持玄奘法師譯經,極大地豐富了漢地的佛教典籍,澤被後世以及東洋。唐玄宗早年也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但他晚年卻安於享受,用人唯親不思進取,終釀成“安史之亂”,被迫退位,最後郁郁而終,結局比較悲慘。唐玄宗的結局與梁武帝有些類似,但是梁武帝晚年是專注於佛法修持,始終做到一切簡樸、不近女色,並大做佛事功德;而唐玄宗晚年卻是貪圖享受,在聲色犬馬中居安不思危,並大興土木修建華清宮,只為肉體享受而已。他們開創的盛世,基礎也不同。梁武帝是處在割據亂世之中,他建立卓越政績的基礎,就比繼承貞觀之治大唐偉業的唐玄宗要差得太多,困難也是後者所沒法比較的。他二人也有相似之處,即國力都是因經受叛亂而由盛至衰,本人也不得善終。梁武帝是侯景之亂,唐玄宗是安史之亂。再談雍正帝,雍正帝的佛學修為確實比梁武帝深,是一位開悟了的皇帝,這在中國有佛教以來的歷史上應該是絕無僅有的了。他與梁武帝一樣,都勤於政事,刻苦節儉,典型的佛教徒風范。另外,梁武帝捨身為寺奴,雍正帝捨雍王府為雍和宮,也都能做到捨。比起梁武帝,雍正帝佛法高明,但世壽較短,只活了57年,梁武帝則是活到了86歲的高齡。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梁武帝與達摩祖師的對話——
梁武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有何功德?”
達摩祖師回答說:“並無功德。”
梁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
達摩祖師回答說:“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梁武帝再問:“如何是真功德?”
達摩祖師回答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接著問:“如何是聖谛第一義?”
達摩祖師回答說:“廓然無聖。”
梁武帝最後問:“對朕者誰?”
達摩祖師回答說:“不識。”
說實話,在當時大乘佛法尤其禅宗剛剛萌芽的時代,要能領略達摩祖師的奧義,確實非常困難。我們不能因此就說梁武帝是草包,因為就算到了今天,大乘佛法在中國經過一千五百多年的發展,又有幾人能真懂得什麼是聖谛第一義呢?又有幾人實證了聖谛第一義呢?要怪只能怪兩人的問答節奏太快,如果給他們幾天的時間,一個慢慢講,一個用心聆聽,說不定梁武帝也能進一步明白第一義之理,至於實證則要看綜合機緣了。實證之後,梁武帝還要不要做這些功德呢?當然還要繼續做,只不過那時他就會三輪體空去修一切善法了。現在,我相信“佛心天子”梁武帝早已證悟自性。
再談昭明太子。此太子基本上繼承了梁武帝的主要優點,聰明、刻苦、簡樸、孝順、仁厚、智慧。昭明太子可謂神童,“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讀書時,“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文學方面,太子所編的《昭明文選》對後世的影響,不亞於曹氏父子領軍的建安文學。佛學方面,太子也造詣極深,相信不在其父之下。他的金剛經三十二分則,相當於為金剛經做注,把金剛經的精要全指示出來,對後人研究金剛經有極大的幫助。三十二分則完全體現了他在文學和佛學兩方面的深厚素養。我有時想,如果是他昭明太子而不是梁武帝跟達摩對話,那會是什麼樣的情形?他的表現有沒有可能比梁武更好一些?可惜啊,他無緣得見達摩祖師,並且就算見了也沒什麼用,因為他只活了三十歲,在梁武和達摩的歷史性對話之後過了大約四年就去世了,這又怎能傳承佛法心印呢?一歎!
我們今天研究、讀誦、修持金剛經,除佛陀、須菩提長老和譯經者之外,還應當感恩於昭明太子。而如果沒有梁武帝的提倡和親自實踐,佛法在南朝不會如此興盛。昭明太子缺乏大的環境和熏陶,也難能有這般的佛法見地為金剛經做分則。所以,我們也要感恩於梁武帝。飲水要思源,我們對梁武帝父子應心存感激之情!
金剛經易讀難懂難通。研究金剛經最好參照注解,否則稀裡糊塗沒辦法領悟妙義。我個人主張依《金剛經六祖口訣》和濟公活佛的《金剛經注解》來讀,因為此二人皆是開悟者、大成就者、可稱祖師者,他們的注解直指本懷,曉暢簡潔。還有索達吉堪布的《金剛經釋》,完全用現代的語言,並且引證較多。如果要參研教理來讀金剛經,那我推薦談錫永上師主編的《金剛經導讀》。如果要讀更詳盡的注解,那江味農居士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義》值得推薦。其他古人的注解,因所用文字對現代人是一大挑戰,
故不妨稍稍置後閱讀,這包括憨山大師、傅大士、無著世親等的頌和釋。
但是,真要明了金剛經,我個人的觀點還是先要研究其他經典。我主張在研究阿含時期的主要教義(我稱之為‘根基法’)之後,研究楞嚴經,然後研究法華經,最後再來研究金剛經。為什麼呢?因為金剛經是出離心、空性、如來藏和菩提心六度萬行的高度結合,融會了大小乘佛法。修持金剛經就是在修持成佛的法門。而如果不先對這幾大要點有所了解,要真懂金剛經是不可能的事情。還有,真正做到通達金剛經,我想至少應該是在開悟之後。
對於無暇閱讀注解而又喜愛此經的學人,金剛經也是可以誦的,不過一定要盡可能專注,盡可能隨文入觀,讀誦一遍或幾遍後,放下經書,安然而坐,保持心境,久久自會受益。如果只是迷戀功德,心口不一地朗讀,那應該沒什麼大用的。
金剛經還應該和普賢行願品一起讀誦、修持。以前淨慧法師就曾贈送二經的合刊本給在家弟子,鼓勵每天讀誦,因為金剛經有助修慧,行願品有助修福,合在一起就是福慧雙修!由此可見法師的一片慈心。當然啦,這是大致的講法,其實兩部經都是福慧雙修、悲智雙運的,只是詳略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