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與佛教
一
佛法自東漢傳入中國後，總的說來，一直受到歷代帝王的一致尊崇與鼎力護持。著名的，如梁武帝立佛教為國教，四次捨身佛寺，布施大量財物，他倡導茹素，下诏編制《梁皇寶忏》，對佛教文化影響甚深。唐太宗李世民，雖首重儒學，其對佛法及高僧亦禮遇有加。他支持玄奘的譯經宏法事業，親自撰寫了《大唐三藏聖教序》。因受佛教影響，他對自己早年四處征戰，手所誅殺，愀然疚懷，“彌增悔懼”，特令於七處戰場各建寺剎，為陣亡者設齋行道，並布施自己所服衣物，竭誠禮忏，“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路。”（《全唐文·卷四·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诏》）一代女皇武則天更是與佛家有著不解之緣，八十卷唐譯《華嚴經》就是在她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譯成後她親自作序，並敕法藏大師講授，對華嚴宗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對於禅宗，她也十分尊崇。天授二年，诏請五祖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入京行道，不僅給予“肩輿上殿”的極高待遇，並且“親加跪禮。”（《續高僧傳·卷八·神秀傳》）後來，又請到六祖慧能的得法袈裟於長安供養。洛陽龍門石窟著名的盧捨那大佛，據載就是她施錢建造的。她為《華嚴經》所作的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更被譽為“千古不泯之妙嚴”（近代谛閒法師語）。在中國歷史上十分有名的唐玄宗也推行三教並舉的國策，繼親注《孝經》、《道德經》，又親注《金剛經》，诏頒天下，普令宣講。
二
在歷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與佛教緣分可謂特別深厚，其對佛教制度亦多有建樹。朱元璋，濠洲鐘離（今安徽風陽）人，自幼家貧，為地主放牧牛羊。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兄弟相繼去世，十七歲的他入皇覺寺為僧，後又作游方僧，在淮西的光、固、汝、穎諸州游歷了三年多，對佛家的慈悲度世與忍辱苦行有深切的體會。公元1352年，郭子興起義，他毅然投奔，身先士卒，得物均分，深受愛戴。郭子興死後，他被推為首領，力量逐步擴大。在連年的征戰中，他注意網羅各方人才，如儒宗宋濂，謀臣劉基、朱升等，在與陳友諒進行的決定性征戰中，據說還得到了廬山僧周顛（一說道家神仙）的襄助。
由於早年的出家經歷，朱元璋對佛法的立教宗旨與義理有著較為全面、透徹的了解，其護法護教的基本態度也是相當明確的。每見善信真修，他都由衷地贊歎。對於“隆冬之時，衣服頹靡，疊膝禅房，慕如來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雖嚴寒肌膚為之凍裂，亦不相告的“力修之僧”，表示了極大的尊敬（《明太祖集·卷十·明施論》）。對佛法日盛，殿閣莊嚴備具，亦欣然於懷。洪武中，特為諸王子選高僧為輔侍，“為誦經薦福。”（《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他在政事之余，也常“入寺中與禅者盤桓”，藉此舒解憂煩，“暫釋幾冗之一時”（《明太祖集·卷十四·游寺記》）。他廣泛結交天下名僧，如曾被元順帝賜以“佛日普照慧辯禅師”稱號的楚石梵琦、賜以“寂照圓明大師”稱號的金璧峰、以及中天竺僧具生吉祥、峨眉僧寶昙、普陀僧懷信等，均給以特別的禮遇，並常有詩文饋贈。
朱元璋仰重佛教的超拔與教化的功能，明朝開國之初，他“憫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殁於非命”，認為“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宋濂《佛日普照慧辯禅師塔銘》），故於洪武元年秋九月、洪武二年春三月，兩度诏請江南的戒德名僧，在蔣山禅寺作隆重的超度法會，並親率群臣向佛菩薩頂禮膜拜。洪武三年，因對鬼神之事存有疑問，他又特別诏請了十六位大法師，館於金陵大天界寺，援據經論，詳析其理。其間禅宗祖師，世稱明代“國初第一禅師”的楚石梵琦，預知時日，因緣示滅。臨終前他沐浴更衣，跏趺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置筆對夢堂法師雲：“師兄，我去也。”夢堂問：“何處去？”答：“西方去。”又問：“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他震威一喝而逝（至仁《楚石和尚行狀》）。逝後龛奉四日，顏色愈明潤，朱元璋及大學士宋濂等均為之嗟悼痛恻。當時朝廷禁止火化，禮部奏聞後，朱元璋特開僧家火化之例。禅師火化時，“送者千余人”，火化後，“牙齒、舌根、數珠不壞，捨利五色，紛綴遺骼”，“累累如珠”（同上），一時缁白瞻禮，朝野驚歎。
三
在政治上，朱元璋推重儒釋道三教並舉的政策。他認為，儒家祖述堯舜，效法先王，其傳承與確立的政治准則、倫理綱常為“萬世永賴”，而佛道二教則處處教人明因果、辯善惡、示吉凶，勸善警頑，“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明太祖集·卷十·三教論》）他說：“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同上）認為三教雖側重不同，表現各異，但其出發點與最終目的則是根本一致的，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三者互相補益，不可或缺。對於佛教，他認識到佛陀立教之目的，在於使人人明了禍福因果，明心見性，仁慈忍辱，諸惡不作，百善奉行，“意在消愆而息禍，利濟群生。”（《同上·修教論》）指出：“假處山薮之愚民，非知國法，先知慮生死之罪，以至於善者多而惡者少，暗理王綱，於國有補無虧。”（《同上·釋道論》）盛譽佛法“化凶頑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同上·卷十三·拔儒僧文》）正因如此，他極為重視佛教的輔政作用，將佛教事務視為朝中大事，對佛教制度、僧寺清規多方整饬，期望以此整頓僧團，去淤除垢，“振揚佛法以善世”（《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申明佛教榜冊序》）。
為加強朝廷對佛教事務的管理，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設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領佛教，又置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員，以掌全國各名山大剎住持的任免。洪武十五年，又仿宋制，在京設僧錄司，有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等職，由禮部任命；各府設僧綱司，州設僧正司，縣設僧會司，督導僧眾行儀並主管考試等事務。洪武五年，他下诏對各地僧人普給度牒，廢除過去的免丁錢。洪武十七年，采納禮部尚書趙瑁的建議，規定每三年發度牒一次，並加考試，不通經典者淘汰。洪武三年，朱元璋召集各地僧耆，將全國佛教寺院劃分為禅、講、教三類，以便於統一管理及督促僧人專心辦道。其中禅寺為不立文字，專求明心見性的禅宗寺院；講寺則包括禅宗外的各個宗派，主要從事於弘揚諸經義旨，並依之修持的寺院；教寺為專修瑜伽教法及應赴各類佛事的經忏寺院。洪武二十五年，還進一步制定了禅、講、教三類僧服色別，成為明代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
為整頓僧團秩序，防止僧俗混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還制定頒布了影響深廣的《申明佛教榜冊》，要求各地僧司查驗清理天下僧寺，欲還俗者聽其還俗，使出家僧人恪受戒律清規，禅、講、瑜伽，各歸本宗。《榜冊》中還詳細規定了僧人誦經儀式和施主布施金額，並且嚴厲規定，“令下之後”，如果仍然“私有眷屬，潛住民間”，必嚴懲以正視聽。洪武二十七年，他又下旨敕禮部頒布了九條榜文，對僧人舉止所應趨避自律之處，作了更為具體的補充規定，俾使境內僧人均能依此條例潔身自守，使世間“善者慕之”，“佛道永昌，法輪常轉”（同上），利益邦國。
朱元璋很重視佛教經典的整理、流通與講習，洪武五年，他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啟建“廣薦法會”，組織力量點校、刻印藏經，到洪武三十一年，共收錄佛典一千六百余部七千多卷，史稱“洪武南藏”。他還多次下诏命天下僧人講習《心經》、《金剛經》、《楞伽經》，對禅宗在明代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還常對佛教具體事務，如寺院住持人選、禮佛誦經之法、佛事儀規等親加干預，見其對佛教的重視關心程度實非同一般。
四
朱元璋笃信佛家的因果學說，認為“定業難逃矣，果報昭然矣”（《明太祖集·卷十·修教論》），一生都很注重對佛學義理的研討。他常喜歡與大學士宋濂等一起論究佛經奧義，剖理決疑，尤屬意於般若經典，對般若真空的佛學義理有很深的理解，如他認為“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昧之虛，立本性之實”，所談之“空”為“相空”，談“空”的目的是為了解脫妄想纏縛，“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同上·卷十五·心經序》）宋濂贊揚他“一觀辄悟”，“睿識神見，皆超出乎常倫”（《宋學士文集·芝園前集卷五·新刻楞伽經序》）。他欣然贊同佛陀將護持佛法的責任付之於國王大臣的傳統佛教觀念，不僅終身以護法護教為己任，還對此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說：“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謗，聽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同上·卷十四·游新庵記》）認為對於佛法的教化、流行，朝廷應鼎力協助，對公然毀法毀教者要嚴懲不貸。同時要盡量采取無為的態度，以免產生誤導，即對佛家救世之行、益世之功，主要通過律法的方式給予有力保證，並優加禮遇，以示尊重。他強調，作為現實的政治家，帝王大臣應致力於倫理綱常的維護與日常政治事務的處理，忠君孝親，知人安民，而不能荒廢政務，更不可妄施以求福，否則“必不蒙福而招愆”，王綱廢弛，“禍將不遠”（同上）。當然，他也批駁那種認為佛道誤國的觀念，是“小聰明而大愚。”（《同上·卷十·三教論》）對於歷史上的三武滅佛事件，他深以為非，認為其所為令人“切齒奮恨”、“非獨當時為人唾罵，雖萬古亦污名。”（《同上·卷十四·游新庵記》）他還辨析梁武帝亡國的根本原因在於不務本分，崇尚虛文，廢國怠政，而非佛法之過。
朱元璋一生除親著《集注金剛經》外，還御制佛教論文集《護法集》，寫有大量關於佛教方面的詩文，收入《明太祖集》中的就有文章四十六篇，詩偈若干。其中對佛教去惡揚善的現實意義與輔政作用的闡述，常能發前人之未發，十分明智、允當，很有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