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居士文章 ：轉載

李煜與佛教的不解之緣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李煜與佛教的不解之緣 　　南唐後主李煜用他的詞為人們營造了一個極為濃厚的悲劇氛圍，同時也為自己編造了一個苦苦尋求靈魂的精神世界。因而每閱讀一遍李煜的詞，都不由得讓我想起了宗教(考慮到五代十國佛教興盛的緣故，本文主要從佛教的角度來探討和論述)。 　　的確，如同死亡和愛情題材一樣，宗教也是文學創作中永恆的主題。但是文學和宗教的聯系，卻遠遠不止於在內容上選取宗教題材，而在於一種深刻的內在契合。正是在對人類、對宇宙的終極關切上，在探討生命的永恆與自由時，文學藝術與宗教找到了共同點。本文所討論的李煜與佛教的不解之緣以及李煜詞的佛教色彩，便是一種真誠地面對自己的靈魂，執著於探索生命的永恆與自由的人生態度。也正是由於這種態度，使得李煜詞在中國古代詩詞中享有獨特的價值。 　　本文主要從悲劇人生、佛教人生和文學創作三大方面對李煜與佛教的不解之緣進行探討和論述。 　　一、悲劇人生 　　傷心秋月與春花，獨自憑欄度歲華。 　　便作詞人秦柳上，如何偏屬帝王家 　　——譚瑩 　　李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南唐後主，生於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農歷七月初七，卒於宋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七夕，享年42歲。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其人生遭遇經歷了由王子、君王到臣虜的巨大反差。他享受過人生尊榮華貴的極至，也經歷了悲哀淒慘的極點。 　　李煜做皇帝，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是中主李王景的第六子，按常理，輪不到他做皇帝。他又生就一副帝王之相，為此頗遭長兄的猜忌。為避禍事，他隱居於廬山，鐘情於自然適意的山林生活，傾心邀游於“一棹春風一葉舟”、“萬頃波中得自由”的無拘無束天地。可李煜偏偏做了皇帝。他23歲那年，太子弘冀去世，幾位兄長也相繼因病早卒，李煜自然繼承了王位。如果說李煜不想當皇帝，那也不大符合歷史事實。在古代中國這樣一個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入世理想始終是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目標。李煜作為一位飽讀聖賢書的文人，自然不會例外。但李煜又是一位天才的藝術家，而且過早地目睹和親歷了帝王家為權力而展開的猜忌、爭奪和仇殺，更何況當時的南唐已處於風雨飄搖的末季，李煜深深明白這樣一位亂世弱主不好當也當不好。因此，多愁善感的藝術家與崇尚權術的政治家之間，渴望自由的純情的藝術天才與苟延殘喘的末代國君之間，形成了極大的矛盾，也為他的人生諸方面帶來了困擾。 　　李煜的生活是二元的，他一方面享受著富貴榮華，另一方面又經歷著世事的滄桑憂患。憂傷苦恨的身心體驗幾乎伴隨了他的一生，一旦踐登帝位，不僅隱逸自在的生活成為泡影，還得背負沉重的有國者之憂，遭遇與親愛之人的生離死別，特別是當他淪為囚徒後，生活一下子把他由“天堂”拋到了“地獄”。種種殘酷的現實最終導致了李煜的人生悲劇。而這悲劇恰好為他與佛結緣及文學創作奠定了基調。 　　試想一下吧，當一個人承受了太多的痛苦而無法在現實中得到排遣的時候，他會怎麼做？不錯，他就會轉向精神層面尋求自我解脫。此時，宗教的力量往往特別具有吸引力。五代十國時期，南方諸國佛教盛行，恰好為李煜從精神層面上尋求解脫帶來了契機。所以李煜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開始了自己的佛教旅程。 　　二、佛教人生 　　可以說，李煜是唐五代最傑出的一位帝王詞人，同時又是一個極虔誠的佛教信徒。他從幼年時代起，就生活在一個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深受佛教的熏陶和浸潤，佛教對其人生思想和文學創作也因此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和作用。本 　　文主要從以下三點對李煜的佛教人生進行論述。 　　（一）名號中的佛教意味 　　南唐後主李煜的信佛佞佛,首先從他的名號中即可得到鮮明的體認。 　　李煜，初名從嘉，字重光，有鐘山隱士、鐘峰隱者、鐘峰白蓮居士等號。這些名號既見於史書的記載之中，也留存於後主的丹青題壁之上。 　　名號雖然只是一個符號，但其中所隱含的文化意味卻是不容忽視的。從以上名號中，我們不難窺見李後主的厭世心理及其中所折射的佛教思想。以“隱士”、“隱者”為號，說明他向往隱士的生活，透露出他對現實的厭倦情緒。至於“居士”之號，主要有兩種含義：一指處士，古代對有才德而隱居不仕的人的稱呼；一為佛教名詞，意譯為“家主”。李後主以“居士”為號，主要取佛教之義，這從他號“白蓮居士”、“蓮峰居士”即可看出。白蓮、蓮峰，指代佛教中的蓮社、蓮宗。可見，李後主號“白蓮居士”、“蓮峰居士”，乃是自覺以佛教信徒而自居的。 　　（二）信佛的家族 　　李煜出生於一個酷好浮屠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皆崇奉佛教，這對李煜的佛教信仰也就產生了深遠而強烈的影響。 　　據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33《南唐列傳》記載：“僧休復，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納戒，烈祖創清涼道場，延居之。”可見李昪於建國後，在建造佛寺、招延僧侶、寫經譯經、推廣佛教諸方面都付出了較大的精力和物力。 　　中主李璟也繼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據《十國春秋》卷33《南唐列傳》記載：“僧文益，余杭魯氏子也。……元宗重其人，延住報恩院，賜號淨慧禅師。保大末，政亂國危，上下不以為意，文益因觀牡丹，獻偈以諷曰：‘發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何須待零落，然後知始空!’元宗頗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親加禮問。” 　　（三）沉溺於禮佛的皇帝 　　在傳統思想文化以儒家為正統，並十分重視顯示人生和社會責任的中國社會裡，出家離世本就不易辦到，對於受儒家浸YIN甚深並擁有特殊身份的李煜來說，那種拋棄社會、家族的思想行為更是不可設想的，而居士佛教的存在則為李煜的佛教信仰開了方便之門。 　　李煜的奉佛舉措在各史書及諸多佛教典籍中均有記載，例如： 　　“後主天資純孝，……然酷好浮屠，崇塔廟，度僧尼不可勝數。罷朝辄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頗廢政事。”(陸游《南唐書》卷三) 　　“(後主)宮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錢募民及道為僧。都城至萬僧。……”(陸游《南唐書》卷十八、馬令《南唐書》卷三十六有相關記載) 　　就所得資料統計，李煜的奉佛活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為表示對佛教的支持，在京城內外敕建了許多寺廟，又於寺內廣造佛像，出金募民為僧；第二，為宣傳佛法，多次延請各方高僧於宮中、寺院講法並設法會、齋會；第三，依賴其特殊地位，與清涼文益禅師法嗣——清涼泰欽法禅師、鐘山章義院道欽禅師、報恩院法安慧濟禅師、匡逸禅師、淨德院志筠達觀禅師等建立起密切關系，給予優厚的待遇。 　　雖然李煜在佛教思想方面並不見有何建樹，也沒有關於佛學見解的專門著述流傳於世，但他的確曾極力標榜自己對佛教的真誠信仰，並在各種場合下積極予以提倡，畢竟是一名深具影響的護法居士。他對佛教的貢獻無疑主要集中於經濟支持方面，也由於他身居帝位，上行下效，其奉佛言行必定會在意識形態上對南唐社會帶來巨大影響。 　　李煜之所以如此信佛佞佛，究其原因，一則是出於家庭的影響，二則是由於國事的衰危，三則是因為個人性格和經歷的緣故。李煜生性儒雅懦弱，多情善感，真率任性，不善機詐，其父輩們因爭權奪利而相互殘害的景象令他對政治頗為厭惡，而生活中愛妻的早逝、幼子的天折、兄弟的分離等等，也給他帶來一次又一次的感情打擊，使他強烈地感受到不可避免的“人生愁恨”，這也是促使他信奉佛教以求解脫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三、文學創作 　　悲劇的人生促使了李煜的佛教信仰，而佛教思想又反過來對其人生與創作帶來了影響。 　　作為一位亂世弱主，李煜擔負著沉重的亡國者之憂；作為一名天才的藝術家，他不斷思索著人生的困惑與解脫的途徑；作為一位地 　　位尊榮至極的帝王，他不能也不想放棄眼前的榮華富貴；作為一名忠實的佛教信徒，他也就不知不覺地將其教義貫徹到其人生與創作實踐中去了。在李煜的詞中，我們很容易讀出作者心中那復雜的心情和對自己、對人生的深刻思考。 　　（一）對自己靈魂的忏悔 　　李後主用他的詞，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深層的苦難，然而在這深層的苦難之中，飽含了一種極為濃厚的悲劇氛圍和忏悔意識。他用自己的血淚之作，對自己的靈魂進行了深深的忏悔。這一點，在中國的古代文化中是很少見的。 　　中國古代文人也喜歡吟詠前賢，在歷史的反思中尋找自己的人生位置，但往往只是借此排遣自己心中的憤怒和不滿。“古來聖賢皆寂寞”，聖賢寂寞，“我”也寂寞，於是心中的憂患與不滿也得到了慰藉。然而，在眾多的古代詩人之中，我覺得李煜是一個例外。由於他那特殊的經歷，由於他那赤子的心靈，由於他那大起大落的巨大的生活落差，他的詞，呈現出與眾不同的面目。要麼，全身心地去擁抱歡樂，企圖尋找理想中那一片安寧而又平靜的精神家園；要麼，時時拷問著自己的靈魂，用他深層的苦難對人生展開一番徹底的追究。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裡地山河。鳳閣龍樓連宵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鬓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這是李煜亡國之後的反思之作《破陣子》，不僅展示了後主亡國之時的悲苦情懷，而且追悔了自己當年的安逸生活，飽含著一種沉痛的悔恨之情。此時李後主以沉痛的心情，追悔自已往日的生活，為什麼當時的“我”就不能想到會有戰爭這回事呢?“幾曾識干戈”，這一短短的五字句，飽含了他心中多少深層的悔恨和懊惱。可是悔又何用？恨又如何？到如今也只能無奈地在這令人揪心的短歌聲中“倉皇辭廟”“淚對宮娥”。 　　當然，李後主那深深的忏悔之情，不僅僅表現在對家園淪亡的悔恨之上，還表現在許多方面，如對世事的反省和對人生的自責。 　　李煜就是這樣，真誠地面對自己的靈魂，在展示自己苦難的同時，對自己的靈魂進行了深層的反省，他沒有掩飾什麼，真誠地把自己心中的淚水、自責和那份深深的忏悔，毫無保留地袒露給世人看。這與佛教要求人們對自己的靈魂作深層的反省有何差異?而在中國眾多的詩人中，除了李後主，還有誰能夠真正去面對自己的靈魂? 　　（二）對命運人生的關注與探索 　　作為悲劇人物的李煜，在經歷了極盛之榮與絕悲之辱之後，失去了生活的自由，生命遭壓抑、圍困，毀滅的痛苦時時吞噬他的生命，他的靈魂倍受煎熬，他在絕望中苦苦地掙扎。那國破家亡的深悲巨痛，撫今思昔的無窮悔恨，身陷囹圄的憂懼，遭受玩弄的屈辱，忍辱負重的淒涼，以及在痛苦絕望中對人生的思索、對生命的思考、對前途的迷茫，使得他在詞中頻頻回望故土，環思宇內，力圖找到一份人生的答案。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是李煜的一首名作《虞美人》，也是他的絕命之詞。詞中的李煜，由於南唐的亡國，由一國之主跌落為階下囚。他失去了歡樂，失去了尊嚴，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存的安全感。他對人生已經絕望，於是對那本來美好的“春花秋月”也產生了厭惡，厭惡它的無窮無盡。這是一種怎樣的哀愁呢？他渴望安定永恆的生活而偏偏不能，這是為什麼呢？他怎樣也弄不明白。於是，他質問那歲歲如是的春花秋月要到何時才能停止了結。他時時都在思考著：人生為什麼這樣變幻無常？生命為什麼這樣短暫而又無法把握？然而他卻無法得到回答。這些疑問，這些悲愁和哀怨時時困擾著他，使得他不堪重負，只得在那月明星稀的夜晚，獨倚小樓，向那寂靜悲憤地喊出了“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深沉慨歎。就這樣，李煜在對故土的頻頻回望中，環思宇內，對生命展開思考，對人生展開探索，孜孜以求，悲苦而又執著。 　　由此可見，詞人經過苦難的熏染，個人之愁已升華為人生之愁。他在輾轉反側的掙扎中俯仰天地，縱觀古今。那漫漫無際的哀愁和苦恨匯成了他精神上一道解不開的結，同時也成了他靈感滾滾而來的源頭。在萦繞著往事煙塵的蒼涼淒婉的哀歌中，他的精神情結升華成普遍的情結，他的痛苦沉澱成人生的痛苦，他的憂傷轉化成生命的憂傷，從而顯示出對人生毀滅的挽歌式的情調，並形成了一種關注宇宙人生的普遍悲苦情懷。在李煜詞中，時不時都表現出他對生命的思索，對人生的探索，為什麼美好的生命總會受到無情的摧殘毀滅而顯得那樣的短暫？他熱烈渴求生命的永恆與存在，這一點與佛教追求人生的永恆也有著相同之處。 　　（三）對精神家園的尋覓與追求 　　為什麼李煜的詞給我們留下的是這樣一位“滿鬃清霜殘雪思難任”的末代帝王形象？是一位如此孤獨寂寞的精神流浪者？為什麼充斥於李煜詞中的是這樣一種極為濃厚的悲劇氛圍？他究竟有著一種怎樣的人生重負？ 　　其實，李煜從一開始就走著一條不平路。李煜從身為皇子遭人忌恨，到身為皇帝被人欺凌，他依然沒有政治和人身的自由，甚至沒有生存的安全感，傷恨、憂愁、無奈的情緒塞滿了他的肺腑。而他那纖弱敏感的神經又使他比別人感受更快，體驗也更深。常常是一葉落而悲秋，見飛花便傷春，寒砧陣陣催他失眠，垂柳依依引他相思，總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再因那離愁別恨的困擾，內憂外患的打擊，國破家亡的痛楚，使他常悲盛筵不常，歎人生短暫。因此在這樣沉重的人生重壓下，他總是愁恨滿懷卻又無以排遣，他渴望得到歡樂，他渴望得到安寧。 　　因而閱讀李煜的詞，我極為強烈地感覺到在那深深的悲愁後面，在那顆騷動不安的靈魂之下，李後主有一種強烈的內在需求：希望在紛纭陸離、變化萬端的短暫人生和冥冥的大自然之中，尋找到一塊永恆的綠洲，以便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園，讓漂泊流浪的心靈有一個真正的歸宿。是的，人需要歸宿，需要一種寄托，因為這種寄托可以為人們解釋那些無法解釋的一切。而這個寄托，就是佛教，就是作為人的精神形態和生命依托的佛教。李煜就是這樣，不斷地追懷往事，感情在不斷地掙扎；他也不斷地反省人生，反省自己，心情矛盾抑塞。也正是由於他的忏悔和反省，以及對人生的徹底的追究，對自身存在的關注與自救，才使得他的詞彌漫著一種濃厚的悲劇氛圍，也使得他在那深層的苦難中不斷地拷打著自己的靈魂。盡管李後主的苦難有著自己不可推脫的責任，但在他的苦難中卻體現了人類為尋求靈魂而展開的上下求索，這種苦難是與作為生命形態和精神現象的佛教同在的苦難，因而特別提出來加以論述。 　　作為一名虔誠的佛教徒，李煜是悲天憫人的。 　　“別來春半，觸目柔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清平樂》)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栊！”(《搗練子》)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烏夜啼》) 　　這些詞表達的絕不僅僅是一己的哀愁與悔恨，而是一種由自身慘痛遭遇泛化而來的對自然和人類命運的悲憫與思索。讀李煜詞，我們會發現，詞中總是充滿了一種塵世的苦難氣息。這不僅是李煜悲劇一生的反映，其中還滲透著他對佛教“苦谛”的理解，道出了他對人類生存狀態的認識。 　　佛祖釋迦牟尼認為，生命的存在就是苦，所以人生一開始就浸泡在苦海裡。人生之苦有八，生苦，死苦，病苦，老苦，怨憎會苦，受別離苦，求不得苦，五蘊熾盛苦。李煜一生可謂八苦遍嘗，苦不堪言。如此人生，如此教義，共同促成了李煜對佛家所說的人類生存狀態的認同——有生即苦。 　　縱觀李煜留下的30余首小詞，除艷情一類，其余觸目處滿眼是愁苦字眼，處處是痛苦的呻吟。“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欄。”(《阮郎歸路東風吹水日銜山》)此傷懷之作道出了與親人生離死別之苦。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鬓消磨。”(《破陣子路四十年來家園》)則表達了老冉冉之將至的無奈及濃郁的生命憂患意識。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相見歡路林花謝了春紅》)“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等寫愁名句，更是形象地道出了人生愁恨之無窮之深廣。春天，他低吟“春光鎮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窮”的無奈；秋日，他細味“起坐不能平”的愁悶。正是如此，無論在貴為帝王還是在淪為囚徒時，詞人都以其作品為我們營造了一個極為濃厚的悲劇氛圍，具體而真切地表達了佛家“有生即苦”的思想。 　　多愁善感的人生禀賦，毫不掩飾的任情天性，對自由安寧的渴望，對政治的恐懼與厭惡，這一切使李煜無法擺脫，也使他對人生痛苦有著較常人更為深切的體會，因而其詞常常由對一身一己身世的悲哀擴展升華為對整個人生的悲憫甚至是對人類生存困境的憂患，而李煜也為自己找到了一條精神解脫之路，在佛法中使自己得到心靈上的慰藉和人生上的頓悟，而他在這條路上走得太晚太累。 　　李煜作為一個生於宮廷、長於宮廷的帝王並沒有太多的人生閱歷，但他深刻而慘痛的人生遭遇和敏銳的藝術家悟性，足以使他成為一位絕代詞人。他的詞從佛教教義出發，超越了一己一身的哀痛，執著於人類生存狀態和意義的關注與探索，使之具有了超越時空的魅力。
	上一篇：光謙法師：鬼與人世界的形成 下一篇：仁禅法師：印造佛像經書的一些問題，學佛人需要知道的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