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媒體訪問我,都會問及如何可以做一個成功的商人,其實我很害怕被人這樣定位。我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是一個商人。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士農工商”社會等級的概念深深扎根在中國人傳統思想裡。幾千年來,從政治家到學者,在評價“商”的時候,幾乎都帶著貶義。他們負面看待商人的經濟推動力,“無商不奸”,商人只是“熙熙攘攘,為利而來,為利而往”的唯利主義者。
當然,在商人的行列裡,也有滿腦袋只知道賺錢,不惜在道德上有所虧欠,干出惡劣行為的人。他們傷害到企業本身及整個行業的形象,也有一些企業鑽營於道德標准和法律尺度中的灰色地帶。
今天商業社會的進步,不僅要靠個人勇氣、勤奮和堅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誠實、慷慨,從而創造出一個更公平、更公正的社會。
從小我就很喜歡聽故事,從別人的生活中得到啟發。當然,不單是名人或歷史人物,四周的各人、各事,言行舉止,都是如此。
范蠡一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說盡了當時社會制度的缺憾,大家都忘不了他這句話。
范蠡助勾踐復國後,又看透時局,離越赴齊,變名更姓為夷子皮。他與兒子們耕作於海邊,由於經營有方,沒有多久,產業竟然達數十萬錢。
齊國的人,見范蠡賢明,欲委以大任。范蠡卻相信久受尊名,終不是什麼好事,他散其家財,分給親友鄉鄰,然後懷帶少數財物,離開齊到了陶,再次變易姓名,自稱為陶朱公。
他繼續從商,每日買賤賣貴,沒過多久,又積聚資財巨萬,成了富翁。范蠡老死於陶。一生三次遷徙,皆有英名。
說完我國著名歷史人物范蠡,我想談一個美國的偉人。
富蘭克林,1706年生於波士頓,家境清貧,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他一直努力彌補這一遺憾,完全是靠自學獲得了廣泛的知識。他12歲當印刷學徒,1730年接辦賓州公報,他創作的《可憐李察的日記》一紙風行,成為當時除《聖經》外最暢銷的書,他為政府印刷紙幣,實業上獲得了很大成功。
做好事、做好人是驅動富蘭克林終生的核心思想,他極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均有益於社會,有用於社會,身體力行為後人謀取幸福。
勤奮為他帶來財富,儉樸讓他保存產業。
范蠡和富蘭克林,兩個不同的人,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放在一起說好像互不相干,然而,他們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范蠡改變自己遷就社會,而富蘭克林推動社會的變遷。
他們在人生某個階段都扮演過相同的角色,但他們設定的人生坐標完全不同。范蠡只想過他自己的日子,富蘭克林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獻精神建立未來的社會。就如他們從商所得,雖然一樣毫不吝啬饋贈別人,但方法成果有天淵之別;范蠡贈給鄰居,富蘭克林用於建造社會能力,推動人們更有遠見、能力、動力和沖勁。有能力的人可以為社會服務,有奉獻心的人才可以帶動社會進步。
雖然沒有人要求我們,我們自己要願意發揮我們的智慧和勇氣,為自己、企業和社會創造財富和機會,大家可以各得其所。
我常常對人說,我有了第三個兒子,朋友們聽說後都不好意思恭喜我。我是很高興,我不僅愛他,我的兒子也將愛他,我的孫子也將愛他。我的基金會就是我第三個兒子。
過去六十多年的工作,滄海桑田,但我始終堅持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公平、正直、真誠、同情心,憑仗努力和蒙上天的眷顧,循正途爭取到一定的成就,我相信,我已創立的一定能繼續發揚;我希望,財富的能力可有系統地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