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歲的上海男人潘躍昀在開車赴朋友婚宴的路上,碰到遭土方車碾軋的一個4歲小女孩。她父親在這場車禍中喪生,小女孩的右腳血肉模糊。潘躍昀毫不猶豫地帶上小女孩,奔波近20公裡,耗費4個小時,輾轉兩個醫院,還墊付了數千元醫藥費。有人問他怕不怕被賴上,他說,你沒有辦法判斷別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個好人。
如今,距車禍發生已經過去了一個星期,可這個故事仍在媒體上不斷傳播,有人評論說,在那麼多冷漠的故事發生後,我們太需要這樣一個故事,來溫暖冰冷的人心。
如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11月20日下午,上海男人潘躍昀應該輕松地開著自己的黑色“凱美瑞”轎車,回到家裡,換上一身筆挺的西服,然後去參加朋友的婚宴。
但一個四歲的小女孩改變了他的行程。
在一個車來車往的路口,他看到了那個孩子:小女孩的左腳穿著粉紅色的旅游鞋,右腳血肉模糊,不斷往外淌著血;她整個人看起來迷迷糊糊的,還時不時地抽搐一下。
那是個繁忙的交通樞紐,兩座高架橋交錯立在馬路上方。二三十個人圍著一輛巨大的土方車,旁邊是一輛被撞得扭曲的助力車,以及一灘血跡。
這個兩年前剛剛當上父親的男人覺得自己的心被狠狠抽了一下。“很心痛的感覺。”他事後說。
一位在現場的市民回憶,肇事的土方車司機已經嚇得“沒了方向”,他把小女孩從車底抱出來,站在路邊撥打110和120,後來覺得等不及了,又跑到路中間,伸出沾著血的手,想攔下一輛過往的車輛。
路過的潘躍昀並不知道這些。他只看到這個“看起來挺老實”的年輕人抱著小女孩站在路上,過往的幾輛車卻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趕快上我的車!”潘躍昀說。他扭身打開車門,讓司機抱著還在不斷淌血的小女孩,坐進了自己車的後座,然後朝最近的醫院開去。
這位35歲的男人並不知道,這段救人的路程會讓自己奔波近20公裡,耗費4個小時。他只是踩下油門,盡量讓車跑得快一點。路途中,這位父親時不時覺得,後座上那個喃喃喊痛的小女孩,“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如果見死不救,我以後要怎麼教育孩子,讓他做一個好人?
最開始,潘躍昀的目的地是印象中距離最近的上海第十人民醫院。
當時是下午三點,路上沒有堵車,潘躍昀開著雙閃燈,把車速盡量提到最高,甚至有兩個路口,他看到黃燈也直接沖了過去。
在他的身後,小女孩躺在土方車司機的懷裡,拖著已經分辨不出來的右腿,不斷喃喃自語。
“爸爸,我要找爸爸……”這是小女孩重復最多的句子。
而每一次,潘躍昀和土方車司機都會耐心地回答她:“爸爸馬上就回來了。”
事實上,那個時候,小女孩的爸爸還躺在土方車的車輪下面。在他們離開五分鐘後,120急救車趕到了現場。可當這位重傷的父親被送到醫院時,已經無法救治了。
路途中的小女孩無法體會到這樣的悲傷,她只是不斷地嘟囔,有時說“疼”,有時又想要“玩具”。
“想要玩具嗎?到時候叔叔給你買。”潘躍昀對小女孩說。
“不要,我要自己的玩具。”小女孩回答。
“好好好,到時候叔叔去家裡幫你拿。”潘躍昀一邊好脾氣地哄著孩子,一邊加快了車速。
隨著晚高峰臨近,最後的一小段路,周圍的車變多了,潘躍昀的速度也只能慢了下來。他轉過頭,看到小女孩的傷口還在滴滴答答地流血。暗紅色的血液沿著後座淌下,也把腳下的地墊染紅了。
“這麼小的身體,出這麼多血,還得了啊?”潘躍昀急了。他把車拐上路旁的非機動車道,搖下了駕駛室的窗戶,一邊拍著車門,一邊對著旁邊騎自行車的人們大喊:“幫忙讓一下,車上有人要送醫院!”
令他感動的是,路上的人們都帶著理解的表情,給自己讓了路。從車禍現場到醫院的五公裡路程,他只用了十分鐘。
到了醫院,潘躍昀和土方車司機直接抱著小女孩沖進搶救室。可是,在對傷口進行簡單處理後,醫生卻告訴他們,孩子的傷勢醫院“處理不了”,建議轉院到設有小兒骨科的新華醫院。潘躍昀也是在這個時候才發現,孩子的右腳被幾噸重的土方車直接碾過,只剩下了一些血肉模糊的骨頭碴子。
“在那種情境裡真的受不了,很崩潰。”這位中年男人說,當時忍不住“掉了好幾次眼淚”。
因為時間短,在這裡,並沒有醫生詢問他的身份。潘躍昀猜測,“可能他們覺得我是小女孩的親屬吧”。不過,當他們把小女孩抬上醫院門口的救護車時,一個圍觀的路人忍不住問潘躍昀:“這是你們家小孩嗎?”
“不是,”潘躍昀說,“就是路過看到車禍,就把她送過來了。”
他總覺得,當時自己的車已經停在了小女孩旁邊,如果裝作沒看見,再把車開走,“良心上過不去”,甚至回家都“沒辦法面對自己的孩子”。
“我以後要怎麼教育他,讓他做一個好人呢?”他說。
人做什麼是由道德觀,而不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
盡管第十人民醫院的醫生承諾用救護車送小女孩轉院,可潘躍昀覺得,自己還是不能離開。
“小孩沒有親屬,總要有個大人在吧。”他說。那個時候,土方車司機已經嚇得“腿都軟了”,所有證件和錢包都落在了車上,潘躍昀覺得,只有自己跟著,才能幫小女孩“解決些問題”。
一開始,他打算開車跟在救護車後面,不過又擔心自己“跟丟了”,最後,他索性把車停在第十人民醫院,爬上救護車,坐到了後艙裡的長凳上。
也許是因為救護車頂上藍色的警報,這段12公裡的路程只用了20分鐘。在新華醫院門口,潘躍昀爽快地付了90元的救護車車費,然後和土方車司機一起把小女孩抬了進去。
“我有能力那就付了呗,”他說,“跟一個人的生命比起來,這些根本不算什麼事情。”
在新華醫院,潘躍昀又一次被當做了小女孩的親屬,他急忙否認,又把前面發生的事情大概講了一遍。
可能是感動於他的故事,醫院小兒骨科的值班醫生沒有像對待普通病人那樣直接開出各種檢查單,而是領著他們跑完了整個手續流程。這名醫生還向辦公室門口排隊就醫的病人們解釋了情況,請大家稍微等一等。
“我真的很謝謝他的幫助。”潘躍昀說,“還有那些在門口等著的病人,我也挺感激他們的。”
於是,在這座現代化的醫院大樓裡,就出現了這樣的畫面:一位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在前面帶路,兩個男人在後面推著擔架車,在大樓裡不同的科室間來回奔跑。三樓的小兒骨科急診處、一樓的掛號、二樓的抽血化驗、一樓的破傷風針注射、二樓的CT和X光檢查,反正上下來回,“不知道跑了多遠”。
在這些過程中,金錢的支出是免不了的。零零碎碎一千多元的檢查費用,潘躍昀毫不猶豫地付了,等到辦住院手續需要6000元押金的時候,因為身上沒那麼多現金,他又拿出了自己的銀行卡。
“你不擔心到了最後,這些錢沒有人補給你嗎?”在事情結束後,有人問他。
“沒人補就沒人補吧,我已經參與了,不可能因為吝啬這點錢讓她得不到治療。”他說,“當然,這些錢也在我的承受范圍內。”
在平常的生活裡,潘躍昀是上海一家廣告印刷公司的合伙人。不過,他強調自己“不是富一代也不是富二代”。“人做什麼是由道德觀,而不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他說。
事實上,事情的後續發展也沒有出現旁人擔心的糾紛。當天晚上,土方車司機所在的運輸公司趕來醫院,並且在第一時間結清了潘躍昀墊付的全部款項。
你沒有辦法判斷別人是好人壞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個好人
直到當天晚上回到家,潘躍昀才突然想起他這趟行程的最初目的——參加朋友的婚禮。而在救助小女孩的一整段路途中,他已經把這件事完全忘了。
在土方車公司到來之前,他一直待在醫院裡。先前的檢查結束後,他又遇到了新的問題。醫生告訴他,小女孩必須盡快做截肢手術,需要直系親屬簽字。
潘躍昀試著問了問小女孩,可孩子說不出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家裡的電話。除了唯一的一句“媽媽在上班”,她大多數時間都在喃喃地喊“疼”。
潘躍昀只好打了110,請民警幫忙尋找家人。
晚上七點,這個偶然路過車禍現場的普通市民終於跑完了全部的住院手續。肇事司機已經被警方帶回去做筆錄,土方車公司的負責人也趕到了醫院。看到小女孩的家人沒有找到,公司還專門派了兩個人來醫院守夜。
“不管後面事故責任怎麼處理,你們一定不能讓小女孩因為錢的問題得不到治療。”潘躍昀對公司的負責人說。
“你放心,肯定該用什麼錢用什麼錢。”對方回答。
潘躍昀這才滿意地離開了。他覺得,按照自己的觀察,司機和這位公司的負責人“挺老實的”,自己這樣才能走得放心。
晚上回到家,他才把下午的經歷講給父母和妻子。和他預想的一樣,家人沒有責備他“多管閒事”,也沒有“被人訛上”的後怕。
“我太太應該挺為我驕傲的吧。”他笑著說。
在他看來,整件事應當連同這段救人的路途一樣,到此結束了。令他沒想到的是,一名護士撥打了當地媒體的熱線電話,把他的故事告訴了記者。隨後,潘躍昀接受了上海一家報紙的電話采訪,後來還上了電視。
這讓他感到“特別意外”。“我只是做了一件特別普通的事情。”他說,“我碰巧出現在那個地方,然後給小女孩搭了個便車。”
11月21日下午,潘躍昀再一次趕到了新華醫院。當天凌晨,由院長直接代替親屬簽字,小女孩的手術已經順利做完。再晚些時候,小女孩的家人找到了這裡,人們才終於知道了孩子的名字:“苗苗”。
對於這個四歲的女孩而言,前一天的經歷就像一場無法擺脫的噩夢。她的左手、左腿骨折,右腳被截肢,臉上也留下了明顯的擦傷痕跡。在車禍過去一個星期之後,她仍然會時不時地從睡夢中驚醒;而長輩們更加擔心,今後漫長的人生道路,這個早早失去右腳的孩子該如何走下去。
不過,在談及那位素不相識的“潘先生”時,苗苗的家人仍然會不住地感謝:“他真的是一個好人。”事實上,在第二天的探望中,潘躍昀給苗苗帶來了一束鮮花,臨走又留下了三千元錢。
如今,距離車禍發生已經過去了一個星期,可關於潘躍昀的故事仍然在媒體上不斷傳播,有人評論說,在那麼多冷漠的故事發生後,我們太需要這樣一個故事,來溫暖冰冷的人心。
潘躍昀也曾讀到過那些“冷漠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攙扶別人反被污蔑為肇事者的“彭宇案”。他曾經設想,如果同樣的情形發生在自己身上會怎麼做,而現在,他自豪地說:“我做的和我想的一樣。”
“你沒有辦法判斷別人是好人壞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個好人。”他說,“退一步說,也許你會被賴上,但也許你還會有別的收獲呢。”
這些“收獲”,不僅僅是被媒體采訪、成為“網絡紅人”,而更多是一種“強大的、安寧平和的感覺”。“我自己認可自己,我不是個口頭革命派,我周圍的親戚朋友都說,‘小潘你這個人不錯’。”他笑瞇瞇地說,“我覺得,這就是我做好事的‘好報’。”
更大的‘好報’來自於他最看重的兒子。11月22日晚上,這個從沒接觸過媒體的男人第一次參加了一個現場直播的訪談,而他的妻子則坐在家裡,抱著兒子在電視機前從頭看到尾。
盡管兩歲的兒子“應該沒看懂”,但潘躍昀還是覺得,自己的行為就是一種最好的教育。
這段救人的路途當然也帶來了一些麻煩。車禍第二天一早,他急忙打電話給前一天結婚的朋友,為自己沒能參加婚禮表示抱歉;隨後他又把車開走,給沾滿血漬的後座和地墊做了一個大清洗,防止父母和妻子“看了害怕”。
不過,這個年輕的老板還是有自己的衡量標准:“仔細想想,用四個小時的時間,加上一塊坐墊,換來全部的這些‘好報’,真是挺合算的。”(記者付雁南)